本案应定敲诈勒索罪/张向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0:14:26 浏览: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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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应定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甲的妻子乙因在购买花生时缺斤少两与小贩丙发生争执，丙态度恶劣并且用赃话骂了乙。甲听乙回家诉说后很是气愤，当日纠集两人与乙等四人来到丙的摊位前准备教训丙一下，当乙丙发生争吵并撕打起来后，被告人甲等三人一拥而上，打斗中为防止丙叫来帮手，遂叫停一辆出租车，将丙推上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甲等随手捡起地上的木棍和砖块又殴打了丙。后双方决定“私了”，甲等起初要5000元，最后确定为4000元。丙给家中妻子丁打了电话，告诉丁准备4000元，晚上八点回家取钱。后甲等担心丁报案后被抓，又通知丁带钱出来，于当晚十一时，丁等三人在指定地点见到了丙以及该辆出租车，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丁交付3500元后将丙带走，另500元留下用以为丙疗伤。两个月之后，丙报了案，甲被抓获，另两名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本案公诉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移送起诉，一审定性为绑架罪，被告人甲不服，提起上诉。
审理本案过程中，对被告人甲如何定罪，形成了不同意见。从其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看，是劫持并限制人身自由后勒索财物，即典型的勒索型绑架。而从具体案情看，从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危害结果以及本案现有证据等综合起来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绑架”的等式不一定成立。理由如下：
1、被告人甲等的行为演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其妻子乙被缺斤少两的小贩丙当众辱骂后，才出于气愤，纠集他人前去“教训”丙，有很强的报复泄愤意图，先前的暴力殴打行为是一种“出气”。而且甲等事先未准备作案工具，殴打的木棍和砖块都是随地捡拾的。亦未事先准备关押丙的地方，受害人丙的人身自由事实上一直被限制在该辆出租车内。从这些事实分析，不能认定被告人甲等是有预谋的绑架或敲诈。因此，被告人甲等最初出于泄愤报复的说法是符合常理的。后一阶段是甲丙双方决定用钱了“事”起，案情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此时起未再使用暴力，仅限制丙的人身自由。而借机向丙敲诈的犯意至此开始产生。
2、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方法行为。斗殴中的劫持毕竟与无缘无故的劫持有一定的区别，劫持又是非法拘禁的一种方法行为。如果被告人甲没有撇开受害人丙，没有不顾丙的态度和意愿而直接向第三人(亲属丁)实施“撕票”等威胁，换一句话说，丁筹钱赎人毕竟还是体现了丈夫丙的“私了”意愿(当然，是在胁迫情况下的意愿，其意思表示不自由)，是代为丈夫“自愿”交出财物，那么甲的行为性质就不会由敲诈勒索向绑架转化。且在被告人甲和第三人丁的意识中未形成──如不就范，则“撕票”的行为预期和如不照办，则丈夫丙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非死即残的紧迫感。而这一点恰恰是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最核心的要件。被告人甲在实施该犯罪行为后直到逮捕时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未负案在逃，仍在原地居住，并经营个体饭馆，这一不争的事实亦可说明该行为在其主观认识中确为私了一桩纠纷。故其不具备绑架的主观要件。关于赎金，最初甲等开价5000元，后双方争来吵去，甲作了让步，最终确定为4000元，且原本定为晚上八点一同去丙家中取钱，后因担心丁报案，才通知丁带钱到指定地点，当丁携款与甲当面交涉时，彼此讨价还价，又终于留下500元用作疗伤，俨然是一宗“交易”。这充分说明，胁迫的力度未达到绑架所要求的程度，仍有一定的缓冲余地，这非常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也正是由于丙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在受胁迫(限制自由或随时会遭致殴打)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即甲利用丙自身在起因上亦存在一定过错而借机勒索钱财，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才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否则，只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了。
3、从事实和证据上看，可以发现，全案证据只有两对夫妻的笔录材料，即被告人甲的供述和其妻子乙的证言，受害人丙的陈述及其妻子丁的证言，且乙、丁二人均未到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对。刑诉法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证人均与当事人有夫妻关系，且其所述在很多重要情节上不能吻合。如，谁先提出私了这一情节，甲丙二人各执一词，而现场证人均未找到；再如，丁证实甲只威胁其不得报警，而丙则陈述甲是以拉往外地相威胁；还有，谁是打第一个电话的人，丙丁亦说法不一，在主叫人、次数、时间上均相互矛盾。丁说丙未打过电话，只在话筒里听到丈夫的“哭诉”声音，而丙在庭审时承认给妻子打过电话。另外，丁先后几次陈述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间是下午十八时后，此时正是农历腊月十七，天已经黑了，但丙却说两小时后，丙再次打电话催要赎金时，天才黑了下来。而全案再无任何旁证，其他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很多重要细节均为孤证，无法认定。故根据疑案从轻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甲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4、尽管被告人因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将一桩日常民间纠纷演化为刑事案件，但毕竟事出有因，与那些典型的、无缘无故地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刑法突出打击的重点是哪些社会危害特别严重，主观恶性特别恶劣的绑架犯罪。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扣押人质的行为虽符合绑架罪的特征，也不以绑架论处。其精神实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刑法真正意义上的绑架，其构成要件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切忌客观归罪，这样既有悖于罪行法定原则，同时也违背了立法本意。
综上，本案虽有暴力和拘禁行为，但侵犯的客体仍然主要是受害人丙的财产权利。先前的殴打是互殴的组成部分，是泄愤出气行为，不能跟后边的勒索行为混为一谈。虽然，第三人丁携款“赎人”，但其行为体现了丙的意志，是代丙交钱，实质上仍为丙自行交出财物，故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甲犯敲诈勒索的罪名成立。鉴于一审判决变更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未就新罪名(绑架)给予被告人辩护的机会，妨碍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故本案首先应作出程序性处理，即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在实体上，由原一审法院重新开庭后作出正确的判决。
朔州中院 张向阳
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黄国钧 18001614@163.com 13508988576）
引 言
公共行政现代化，是指为使我国公共行政制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特定的理想模式对公共行政的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公共行政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①。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政府，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后通过政府广泛干预而使经济得以恢复并走向繁荣，如苏联建国后通过全面的政府计划经济使之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以及我国在五十年代通过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干预而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甚至干预人们私生活的种种职能，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逐步演变成“行政国家”、“全能政府”。②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是人们在“市场失灵”后对“公共物品”（包括抑制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防止贫富过分两极分化，解决工人失业、环境污染、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内部性”问题）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般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魔术般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
①高加伟，吴小龙：《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P9②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政府的异化，亦称“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1)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或代表大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2）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如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成洪杰案、赖昌
星案、某省省委书记案等等，无不令人发指。（3）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生动写照。（4）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机构重置，重复建设，编制臃肿，都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而这些开支及人员，原本可以用来发展经济，搞国家建设的，现在却“内耗”而“耗”掉了。（5）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一种表现。
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和认识到这种危险。于是许多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
①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转化行政权，限制和缩减行政的“疆域”。这样，到二十世纪后期，大多数“行政国家”陆续逐步过渡到“有限政府”。这种过渡的一般途径是：（1）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2）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3）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①
就我国而言，自八十年代以来，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化一直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发展和推进。其主要的形式和途径有下述诸种：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授权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行政机关委托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社会公共组织根据内部章程行使公共权力。
社会公行政与国家行政同属公共行政，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公民逐步广泛参与公共行政，不仅促进了国家行政的民主化，而且导致了国家行政权逐步向社会转移和社会公行政，即公民自治的范围逐步增大。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因此，在现代社会，在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还要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 改进党的领导
在中国，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首先必须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行。而如何改进党的领导呢？笔者以为，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明确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处理党政分离的问题上，党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既不能以党代法，也不能忽视党的领导。《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也不例外。我们要理顺党政关系，做到党要管党，党政分离，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病。正确处理党控制政府还是法控制政府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党管政府，但党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目前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党代替法规范政府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就是贪污腐败问题。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可是贪污腐败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有人说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构筑“阳光政府”是反腐的一项措施。
另外还有党的作风问题。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形象至关重要。而这些又通过党的作风体现出来，所以，要改善党的作风。
总之，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建设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法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新行政管理手段
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这种新的品格和精神既在变革后的传统管理手段中得到反映（如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中增加听取相对人陈述意见和举行听证的程序，在行政征收、行政强制中增加事前告知程序为相对人提供申辩的机会，等等），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新出现，新发展的许多新管理手段①中得到体现。这些新管理手段主要有下述四种：
（1）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手段。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各种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相对人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引导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发展哪些领域、事业，或抑制哪些领域、事业等。在许多场合，人们相信行政指导，自愿接受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它也有不足，一旦行政指导错误或失当，导致相对人利益重大损失，行政机关却可以以其行为属于“指导”而非强制为由而不负责任。在新世
纪，各国行政法无疑将会对行政指导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行政指导将不再是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而是应受一定法律规范约束的法律性行为（亦非完全的法律行为）。
（2）行政合同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运用行政合同手段实现其管理职能。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并非能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管理事项。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许多涉及重要
①这些管理手段有的也许产生于更早的时期，但是真正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较广泛运用，从而得到较大发展则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见姜明安 《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一般都不适用行政合同。而且，在可能适用行政合同的领域，法律对行政合同手段的运用亦应加以严格的规范和控制，如合同的缔结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否则，这一管理方式也极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3）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是行政机关运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以促成一定行政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它是传统管理手段的补充，而非代替传统手段。
（4）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主要是“福利国家”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手段，即行政机关通过给特定行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救济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最低生活补贴等，以维持处在年老、贫穷、失业和其他困难情景下的相对人的基本生活，并进而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上述行政管理手段的变迁，无论是传统手段内容和程序的变革，还是新的手段的产生和形成，都还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领域，至于在行政权力社会化情形下，非国家的社会公共体行使特定行政职权，实施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行政管理，其行政手段则更为多样化，更体现了权力弱化和与相对人的协商、合作精神。
三 以法治代替人治
------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在法治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不少地方老百姓在利益受到行政机关损害后不是去法院寻求保护而是去“上访”。为什么呢？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去法院，还是法律保护不了他们呢？
事实上，他们也曾提起诉讼，就象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养猪大王”刘定国案及河北一农民用四十头猪打赢一头猪的官司案。要么是漫长的诉讼，要么是“法院打白条”（判决得不到执行），为什么呢？执行难，难在哪里？行政权力过大，得不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部分行政案件的审理、判决和执行是令法院最为头疼的事。审理、判决难，更难的是，如果行政机关不主动执行判决，如何去“执行政府”？政府掌握着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等许多命脉，执行政府，无疑于“老虎头上抓虱子”。另外，从“上访”字面含义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不平等方式，其中含有浓厚的人治味道。至今仍然存在的“清官效应”就是最好的人治思想残余的明证。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应对政府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
前所未有的强大。①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首先，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力的侵害。其次，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专制，独裁。再次，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范围的扩张为这种权力的交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行政权力的行使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则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腐败已成了附在行政权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如铁岭中院2月9日开审盘锦“涉黑案”。尽管黑白不分、官匪合流已成为一些地方黑社会犯罪的特征，学者们称之为一钟“西西里化”的陷阱。但像此案34名被告就有22名公安干警，包括作为头目的分局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两名，还是很鲜见的。况且罪恶就是罪恶，不因为它已泛滥就不再骇人听闻。②
要防止黑白颠倒，就必须从“法制”走向“法治”，也就是从对付黑猫走向制衡白猫。“法治”是源自英国的一种传统，它的基本意思是法律必须具有一种根本的精神。法律凭这种精神来区分黑白，来统治一
① 湛中乐：《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18日）② 王怡：《把白猫和黑猫分开》（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3月15日）
个国家。既统治国家的公民，也统治国家本身。
行政权力的扩张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要求。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时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合法，良好的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将有助于树立政府守法，廉洁，高效的形象，并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试行）》的决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试行）》的决定
（2002年11月25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25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公布）
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试行）》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标题中的“（试行）”。
二、删去第十六条中的“向社会公开募股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三、第十九条修改为：“现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企业时的资产评估，应当由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机构进行。”
本决定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试行）》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