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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市政发〔2008〕32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晋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城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晋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地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中央、省属及其它驻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以下简称“责任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委会、安委办和安监部门”）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考核主体，依法对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综合监督、指导和协调，实行督查考核、专项检查、重点突查等方式。

第四条 安全生产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和“分级负责、属地监管”的原则。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分类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是事故隐患排查和防控治理的主体。必须符合下列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一）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证照齐全，合法有效；

（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组建工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聘请群众安全监督员；

（三）加大安全投入，完善安全条件，确保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设施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四）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修订和上报至有关部门备案，定期组织演练。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六）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按有关规定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七）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八）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第六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行业标准结合安全生产实际状况，实行分类管理，可划分为A、B、C三类：

（一）符合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在历次检查中没有隐患、考评考核前五年内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等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列为A类企业;

（二）在历次检查中隐患较多且不能积极排查治理、考评考核前五年内发生一般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列为B类企业；

（三）在历次检查中隐患较多或存在重大隐患且不能积极排查治理、考评考核前五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列为C类企业。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分类实行动态管理。由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制定具体详细的标准，每年进行一次全面考评考核，将所属生产经营单位按照第六条规定划分分类，于每年年初公布并报安委办备案。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自己排查出的隐患及其整改治理情况进行登记建档，并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对有关部门查出的隐患，应当在整改完成后15日内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安排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和公共安全重大危险源监控体系建设，以及公共安全隐患治理；

（二）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的储备、应急救援队伍和基地的建设、应急救援管理系统和指挥系统的建设；

（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奖励；

（四）安全生产科技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五）安全生产执法装备的配备和网络监管系统的建设；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使用由有关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安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是本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管主体，负责对本部门、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日常监督管理，明确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和职能科（室），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本行业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第十二条 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对本行业的A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进行一次不低于10％的抽查检查；对本行业的B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半年进行一次不低于20％的抽查检查；对本行业的C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季至少进行一次抽查检查，抽查面不低于30％；对市属和直属生产经营单位每月进行一次检查；每次检查抽查中，主要领导现场检查不得少于一次，分管领导不得少于三次。

第十三条 县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对本行业的A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对B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对C类生产经营单位，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安监站对本辖区内的A类生产经营单位，每季度进行一次检查；对B类生产经营单位，每月进行一次检查；对C类生产经营单位，每旬进行一次检查。

第十五条 安委会对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有关部门履行综合监督指导协调，定期督查考核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职责情况，对A、B、C三类生产经营单位分别按10％、20％、30％的比例进行抽查督查。

第十六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时，应建立详细的检查台帐，内容包括：被检查单位名称、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提出的整改要求和时限、行政处罚、隐患整改销号情况等，做到整改范围、整改标准、整改时限、整改措施、整改资金和整改责任人“六落实”。

第十七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和隐患不属于本部门执法范围，应当在三日内制作违法行为处理建议书并送达其他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应当依法责成专人立即查处落实。

第十八条 对存在重大隐患不及时排查治理的，由有关部门在当地新闻媒体公告，挂牌督办，公告内容要载明隐患单位，隐患内容，整改时限、标准和整改责任人及其行业主管部门，以便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监督。

第十九条 对存在重大隐患、需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才能完成整改的，由安委办在当地新闻媒体公告，挂牌督办，公告内容要载明隐患单位，隐患内容，整改时限、标准，牵头部门和协助配合部门及其责任人，以便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监督。

第二十条 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建立高危行业和重大危险源监控网络系统，依靠科技手段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管。


第四章 事故报告、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报表实行零报告制度，每月5日前，各县（市、区）安委办、市直有关部门应将上月的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报送市安委办。

第二十三条 对生产安全事故，各级政府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组成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牵头、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工会以及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的事故调查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做到责任清楚，处理得当，并按照规定时限结案，不得无故拖延。

第二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对事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在60日内向本级政府提出调查报告，经本级政府批复后，对事故单位及有关人员的行政处罚，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落实；对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处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局落实；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各有关部门对事故处理要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落实到位，各级人民政府要定期组织安监、纪检、监察、工会等部门，加强对事故结案批复后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做到机构、人员、经费、装备、场地“五落实”。

本着“企业出资、资源共享、统一指挥、区域使用”的原则，充分整合事故应急救援骨干力量，建立区域应急救援队伍，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实行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分级备案制度，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组织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第五章 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七条 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和保险费率浮动，对B、C类生产经营单位能够积极整改、并达到A、B类标准的，有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准予变更。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缴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时， A类生产经营单位可减免20％，C类生产经营单位可增加10％。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A类生产经营单位实行费率浮动，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浮一档或二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80%或50%；对C类生产经营单位上浮一档或二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120%或150%。

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企业财产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时，对A类生产经营单位，可在标准费率的基础上酌情下浮30%—50%的费率，对C类生产经营单位酌情上浮10%—30%。

第二十八条 B、C类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要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积极整改，限期未能完成整改任务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或媒体曝光；对连续两次评为C类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实施处罚；对连续两次评为B类的生产经营单位，降为C类企业管理；对评为C类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上级行业管理部门另有规定的，可按照行业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有关部门不能及时落实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安委会对该部门及其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能及时落实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安监部门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对该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不能认真落实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至十七条规定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安委会及其办公室予以通报批评，并作为事故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二条　对不能积极落实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部门及其责任人，由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安委会及其办公室予以通报批评，并作为事故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三条　在安委会组织的综合督查检查、考评考核中，行业主管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对拒绝、阻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督查检查的，对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并可责令相关责任人公开作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能认真履行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安委会通报批评，并作为年终考核兑现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督查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不认真履行督查职责或在督查工作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和中纪委《安全生产领域违纪行为适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三十六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向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或专项检查情况，安委会对其工作报告进行综合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年终考核兑现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的执行情况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范围，作为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的依据。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浅析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飞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复苏之后再次进入“发展瓶颈”期。一方面是刑事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和诉讼地位不但没有象人们预期那样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有所改善和提升，反而变得更糟糕，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 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刑辩难”问题遂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刑辩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人们讨论得很多，普通认为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集中体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律师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不明确等等方面。但其根本缺陷在于“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等等方面的缺陷，只是结构性缺陷的反映和表现。

一、我国辩护制度结构性缺陷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亮点就是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些优点，如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可以介入程序；避免法官在庭前全面深入接触案情，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原来的作法是检察院在庭前将全部案件材料移交给法院，法院在庭前审查所有案件材料后再决定开庭，或者退补侦查，或者要求撤诉）；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希望法官在庭审中了解和认定案情，避免先入为主，防止法官包揽庭审活动的做法等等。
我国这种生硬而简单地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和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互嫁接的立法尝试，从法律实施的结果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体上说，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下列方面：

1、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

而我国宪法和刑诉法都规定：公、检、法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并驾齐驱的三分格局。然而，公、检、法同为专政机器，在司法实践中，三机关配合的多、制约的少，三者的关系不是“三国鼎立”的制衡关系，而“桃园三结义”共命运、同进退的关系，“公检法是一家”，他们同为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立面。在实践中，公、检、法之间相互通气、甚至在政法委主执下召开联席会议已成惯例，未审已判是为常事。在这种诉讼结构中，被追诉人没有脱离被“专政”对象的境地，其诉讼地位自然被边缘化，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其诉讼地位同样被边缘化。

2、控辩双方权利配置失衡

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直接导致了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指导公安侦查权、自行侦查权、公诉权等等权力之外，同时还拥有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控诉者，而且是一个法律监督者，居中审判的法官在此“监督”出现重心偏移。此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检察机关可以就已生效的裁判在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的情况下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却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实回答其实质就是自证其罪。
辩护律师虽有调查取证权，却同时又有诸多不当限制。如须征得被调查人同意，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不仅要征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还要征得法院和检察院的同意，并且还有《刑法》306条所谓“律师伪证罪”作为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紧箍咒。
辩护律师虽有会见权却得不到保障，因为侦查机关有批准权、安排权及在场权，并且这些权力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成为阻碍律师会见的手段。再如律师会见时的“隔离网”和电话装置，是公、检、法所无的特殊“待遇”。
律师的阅卷权和知情权也受到限制，未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等。
除了辩护律师权利受不当限制外，还缺失律师在场权、律师解答权、律师作证特免权（也称拒证特权）等等。
我们知道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权利对等是刑事诉讼制约结构的法理基础，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保障。没有平等，何来对抗，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必然导致现行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名不符实。

3、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尴尬

法官的居中和独立是公正裁判的必要前提，意味着司法机关应该不偏不倚，独立行使审判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在现行诉讼结构中，法官的居中和独立审判却而面临尴尬。一方面，法律要求法官应当在庭审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等庭审活动，来接触和认定案件事实，并独立裁判。另一方面，因为“公检法是一家”，法院还负有弥补公安、检察错误的责任，法院可以主动查明案情、调查取证，代行侦查权，不可以变更罪名，代行检察权。因此，法官不得是审判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侦查者和公诉人。更不用说，一些程序外的人为因素对法官居中和独立审判的干扰，比如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政法委的“垂帘听政“等等。记得我国54宪法（我国第一部宪法）曾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马克思也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远没有这么简单，法治的路还很长。

4、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与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间的冲突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点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审判阶段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其立法理念是“国家本位、权力本位”，强调的是打击犯罪，而忽略了人权保障，“权利让位于权力”，自然不存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的概念，辩护律师基本被排斥在外，律师的正常的、积极的辩护行为，被侦查人员和检察官视为办案的干扰和阻碍，都想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压制律师的行为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干脆把辩护律师也作为“打击”对象。权力失去了制约，谁都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追诉权没有制约的膨胀必然导致辩护权的萎缩。实际情况是，“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被虚置；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成为威胁、利诱、刑讯逼供的合法外衣；辩护律师的对抗能力被削弱，很难判断口供和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很难去收集关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很难及时了解控方的证据材料来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只能在起诉后甚至庭审中才能真正全面实质地接触案情。显然，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所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和辩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审前程序的基础上，是“生米做成饭”后的无奈，结果必然是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流于形式，控辩式庭审方式无非是走走过场。

二、对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展望

2007年修改，并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在刑事辩护制度上有所突破，具体为：
1、会见权方面
《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函)无需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且不被监听。
2、阅卷权方面
《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范围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技术性鉴定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范围也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3、调查取证权方面
《律师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取消了须经被调查人同意，检察院、法院批准的限制）。
4、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方面
《律师法》第37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5、律师作证特免权方面
第38条对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除原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之外，增加了“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同时还规定例外情况为律师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不负有保密义务，言下之义，其他情况——如刑事诉讼中了解到的委托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已发生的犯罪事实——应负有保密义务。这些规定基本上具备了作证特免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