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的通知
交办发[2008]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交通厅（局、委），部属各单位，部直属各海事、救助、打捞局，部内各单位，部管社团，有关港口和交通企业集团：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贯彻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提高交通运输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结合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依法行使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政管理职权的机构（以下简称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的信息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
民航、邮政行政管理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是指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政府交通运输信息、要求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权利。
第四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平和便民、及时、准确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对所属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管理机构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行业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
第六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制度，由办公厅（室）或者其他指定的机构（以下称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是：
（一）贯彻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
（二）建立健全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制度；
（三）组织、协调本单位各内设部门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
（四）组织依申请公开信息事项的办理工作；
（五）组织、协调本单位保密机构对拟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六）指导、督促本单位各内设部门维护政府交通运输信息；
（七）组织编制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指南、目录和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八）组织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
（九）指导、监督下级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的信息公开工作；
（十）其他与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有关的职责。
第七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公开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交通运输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的有关交通运输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及时予以澄清。
第八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发布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
第九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从人员、经费方面为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保障。
第二章 公开的内容
第十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主动公开下列政府交通运输信息：
（一）机构设置、职责范围、联系方式等组织机构情况；
（二）交通运输规章、规范性文件；
（三）交通运输规划及相关政策；
（四）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规范；
（五）交通运输行政许可项目、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申请行政许可需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六）交通运输行政处罚项目、依据、标准、程序、监督部门；
（七）交通运输规费征收项目、依据、标准；
（八）交通运输项目招投标情况；
（九）重大交通运输建设项目批准、实施情况；
（十）交通运输统计信息；
（十一）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十二）突发交通运输公共事件的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与处置；
（十三）干部任免、公务员招录、人才招聘等人事管理情况；
（十四）行业精神文明、交通运输文化建设情况；
（十五）交通运输廉政制度建设情况；
（十六）投诉、举报、信访、依申请公开的途径；
（十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府交通运输信息，以及公开人认为可以公开的其他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赋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水路以外的交通运输管理职能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赋予的职能公开相应的信息。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申请获取本办法第十条以外的其他相关政府交通运输信息。
第十二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或者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第十三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公开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交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定，遵循谁产生、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保密审查依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信息产生单位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并填写《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由本单位领导审核，加盖公章后送有关信息公开发布部门对外公开。
（二）涉及多个部门、单位、处室的信息或综合性信息，由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协调有关单位进行保密审查。
（三）各单位在保密审查过程中不能确定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时，要说明信息来源及本单位的保密审查意见，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已经解密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应当及时公开。
第三章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四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根据及时、有效、节约和易获取、易认知的原则，按以下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
（一）政府公报或者公开发行的政府（部门）信息专刊；
（二）政府网站；
（三）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相关会议；
（四）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
（五）交通运输行政办事大厅、服务中心、公共查阅室，以及场站、船闸、码头、服务区等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场所的便民卡、信息公开栏、电子信息屏、触摸屏等公开方式；
（六）其他便于公众及时获得信息的方式。
第十五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设立服务电话，受理有关业务信息咨询和投诉，公开有关政府交通运输信息。
第十六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制作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由制作该信息的单位负责公开；获取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由记录、保存该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单位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应当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对公开的信息及时更新和维护。
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编制、公布本单位（部门）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监督部门、监督电话等内容。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第十九条 主动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目录拟定公开内容；
（二）对需要公开的内容进行核实；
（三）对需要公开的内容进行保密审查；
（四）报请本单位（部门）负责人批准；
（五）采取规定和其他适当的形式进行公开。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向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提出申请；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由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代为填写。
申请应当包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地址、联系方式、所需政府运输信息的描述以及获取该信息的方式。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
第二十一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应当予以登记。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下列情况予以书面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五）申请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将可以公开部分的信息向申请人公开。
第二十二条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经本单位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将答复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期限中止，障碍消除后恢复计算。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完整，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要求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及时予以更正。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对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身相关信息的查询、提供，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依申请提供政府交通运输信息，有条件的可以安排适当场所，供申请人当场阅读或者抄录。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依申请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印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第二十五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根据本办法或者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公开、提供政府交通运输信息不得收费，但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除外。成本费用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答复申请人不予提供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不得再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提供，不得通过与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有隶属关系或者业务指导等关系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形式向申请人提供。
第二十六条 按照各地有关规定经济困难的申请人，经本人申请，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减免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
申请人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障碍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二十七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应当明确考核机构、对象、内容、标准、程序、形式以及考核结果的公开和使用。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社会评议制度，应当明确社会评议的组织机构，社会评议的对象、内容、程序、形式以及社会评议结果的公开和使用。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明确责任追究的负责机构，责任追究的对象、标准、程序、形式。
第二十八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应当纳入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管理。
第二十九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制度，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监察机构负责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实施监督检查时，需要下级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作出说明、提交材料的，下级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情况说明和相应材料。
第三十一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单位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报送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主动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情况；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情况；
（三）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四）因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五）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三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不依法履行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举报。
收到举报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内容进行登记、调查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
收到举报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守秘密。
第三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在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有权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内容、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交通运输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在公开政府交通运输信息过程中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交通运输信息的；
（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交通运输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相关信息的公开，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倪学伟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发展是和平的保障，良好的发展态势可以有效地促进和平的建立与延续。国际社会的芸芸成员基于各自对外政策和立场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了事实的或法律的分歧以及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从而形成国际争端。国际争端伴随着国家出现、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就是永恒的，因而国际争端从总体上讲具有不可避免性。国际法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减少国际争端；另一方面是要在国际争端实际产生以后，采取适当办法予以解决。从近代意义的国际法产生到现在三百几十年的时间，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在不断地更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突破了现有的争端解决模式，为国际法学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形成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一、近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
近代国际法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国际法，又称为传统国际法。1625年荷兰法学家和外交家格老秀斯发表了著名的国际法学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系统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为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643年至1648年召开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树立了近代国家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和制定国际法规则的先例，是国际多边外交的开端，这次和会标志着近代意义的国际法正式产生。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划分为“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国际法学的先祖们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战争法”的研究，“平时法”只是在“战争法”研究中的副产品。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尽管系统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是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国际法著作，但它本质上还是一部主要关于战争问题的著述，重点内容是关于交战的规则、制度、战俘待遇、武器的使用等等。在近代国际法的晚期，“平时法”的地位超过了“战争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初露端倪，并在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中有所体现。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制定了大量的有关战争习惯与规则的公约和宣言，首次对国家的战争权有所限制。但是，在整个近代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史中，战争模式解决国际争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采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只是战争模式的补充和点缀，尽管意义十分重大，但作用却十分有限。
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近代国际法所确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是与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对外扩张、瓜分殖民地的政策紧密联系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历史渊源和背景。在近代国际法中，国际法的主体是指所谓的基督文明国家，即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尚处于封建甚至奴隶社会阶段，因而被认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只是国际法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一部分国家是权利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是权利的客体，国家之间不具有最基本的平等性，那么，当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与作为权利客体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就不可能存在协商、谈判等必须由平等的双方才能进行的活动，可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武力在近代国际法中不仅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是夺取国家惠益、谋求扩张与霸权的有力保障和基本方法。近代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强权者法”或“霸权者法”，它视弱小国家为客体，以保护强权者、霸权者为己任，推行并极力维护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使广大亚、非、拉国家及其民族沦落为与“狗”同伍的地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是证明。
二、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国际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现代国际法的产生。
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联的组织章程《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 ，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战争权”。在国联的主持之下，1928年缔结了《放弃把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公约》，即著名的《巴黎非战公约》，这一公约首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郑重宣布禁止国家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方法，废除了国家的“战争权”，亦即废除了近代国际法所确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战争模式，因而这一公约在整个国际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反法西斯国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表明国际法又有了新的发展。《联合国宪章》既是联合国的组织章程，又是十分重要的造法性条约，对推动国际法的发展、确立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第51条又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宪章》的这些规定，形成了现代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的两种基本模式，即和平模式和特定条件下的武力模式。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人口多少、发达程度如何，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之久，战火遍及欧、亚、非、澳四大洲，有六千多万人死于战争，八千多万人无家可归，人类饱受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又立即面临了近半个世纪的“铁幕”两边的“冷战”。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联合国宪章》第33条专门规定了和平模式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等。这些方法使和平模式具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也卓有成效。
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特定条件下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是和平模式的必要补充。武力模式是指当国家遭受外国武装侵略时，被侵略的国家可单独用武力自卫或集体用武力自卫，也可以由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作出决议，由国际组织集体采取武力措施制止外来武装侵略。武力模式还包括一个国家用武力收复失地、武力统一祖国、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解放斗争等。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以正义、公理、秩序以及人类共同最高利益为标准，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而使用武力，严格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武力模式必须以持久和平为目的，并以使用武力之后建立恒久的、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为条件，否则，武力模式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74年12月14日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第1条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该决议枚举的七种使用武力方式都是非法的，绝不属于解决争端的武力模式之列。
三、“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全新模式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必然选择，又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具体情况，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英雄志士为这一传统不惜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香港还是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中国，必然导致港、澳、台地区的剧烈社会动荡，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中国，让大陆放弃经过实践检验的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不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统一祖国不能采取传统的“一国一制”的方法，必须另辟溪径。如果说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互相交流和渗透，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一个地球，两种制度”，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也应该能够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应该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因此，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开创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一国两制”下的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对于台湾问题，“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这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际争端新模式的特点之一。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机制的平稳、有效运作，说明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国家内部两种制度之间和平共处和国家外部的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全新实践。对内和对外两种和平共处的平行实践，使中国能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下，争取到更可能长时间的国际和平，并确保国内的安定团结，一心一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国富民。
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入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前者如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者如1965年10月中国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中国将中缅边界猛卯三角地2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缅甸189平方公里的班洪、班老两部落相交换。以和平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尚且如此，那么，在非和平方式之下所涉及的领土变更就概莫能外了。1940年，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合并于前苏联时，大多数国家认为是非和平的合并。 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与前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我们知道，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我国宪法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没有直接规定，但从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刑法》、《海商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效力是高于国内法的，国际习惯的效力则低于条约和法律。另外，我国还通过制定专门的法规，将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我国参加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国内法化。但无论如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何在一个国家内施行，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在任何一国的实践中都不曾遇到过，是任何一个国际法理论都未曾涉足的新领域。和平共处原则乃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在港、澳、台问题上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开了用国际法基本原则解决国内问题的先河，是国家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新尝试，也是“一国两制”下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主权争端的必然要求。为此，邓小平对“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意义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他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注释：
①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0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至305页。
④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
⑦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至60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