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印发《“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科发财字〔2005〕295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厅（委、局）、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精神，加快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特制定《“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科学技术部 财 政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 育 部
二ＯＯ五年七月十八日
“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制定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精神，加快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建设，为全社会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提供有效支撑，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目标与实施原则
（一）目标
到2010年，建立与平台建设和管理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范，初步形成以共享为核心的制度框架；搭建由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和网络科技环境平台等六大平台为主体框架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为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全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
主要目标：建成资源丰富、面向社会开放的重要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信息平台，率先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建设和完善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推动全国仪器设备资源高效利用；新建一批大型科技基础设施，整合、优化各类重点实验室，初步形成国家研究实验基地；建成以20余个资源、环境等领域的观测、考察数据中心和科学数据网为主构成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外文科技期刊网上资源种类占国际主要科技期刊资源的50%以上，实时服务系统延伸到县市；在自然科技资源领域，农作物、林木、微生物等种质资源保存率和利用率实现大幅度提高；建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科技成果与技术交易信息平台，在能源、材料、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建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二）实施原则
1．有限目标，科学部署。贯彻落实《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精神，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平台建设的有限目标，强化科学部署和严格论证，按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2．分层建设，分级管理。根据国家、行业部门（单位）（以下统称部门）、地方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特点，分层次开展平台建设，国家层面的平台建设在部门和地方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明确各级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利，分级加强管理；促进军民优势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有机结合和高效共享。
3．整合为主线，共享为核心。贯彻“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平台建设方针，按照不同类型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采取灵活多样的整合方式和共享模式，实现科技基础条件资源高效利用，积极推进与国际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互补、共享。
4．调控增量，激活存量。有效调控新增经费，调整支出结构，统筹协调涉及平台建设的经费，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有效调控新增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激活存量资源，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的潜能。
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重点
（一）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1. 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
对全国单台（套）价值50万元以上，总价值超过150亿元的科学仪器设备资源进行信息整合，形成全国性的共享网络; 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八个中心城市现有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依靠各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性的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实行政府引导和市场竞争相结合，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高科学仪器的综合使用效益。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和各级分析测试中心集聚了我国各类先进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是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这些中心的能力建设，提高仪器设备装备水平，开展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整合和推广工作，为基础研究、高新技术发展、行业技术进步提供支撑;在综合集成现有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资源环境等领域新建若干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
2. 研究实验基地
进一步强化“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在国家、部门、地方现有实验室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在生命、海洋、医学、农业、林业、地学等重要基础学科和部分前沿学科领域，组建一批重点实验室，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根据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建设若干为多学科研究服务并具有强大支撑能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支撑新兴学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与突破。
3.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站体系
按照不同类型野外台站的特点，结合不同学科领域和区域科学发展的需求，以现有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站为基础，遴选出百余个具有代表性的野外科学观测台站，在“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阶段稳步实施”的原则下，进行整合与布局，改造并完善野外台站动态观测与研究所需要的野外仪器设备、站内试验室、标本和数据存储等实验研究基础设施，分别形成生态系统观测研究台站网络、材料环境腐蚀野外观测研究台站网络、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研究台站网、特殊环境和特殊功能观测研究台站网，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4. 计量基标准体系及检测技术体系
建立和完善以量子物理为基础的、高准确度和高稳定性的计量基标准体系，重点完善长度、力学、光学、热工、无线电、时间频率、电学、电离辐射、声学、化学等计量领域的计量基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加强重要标准物质研究，建立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计量基标准。解决量值传递及量值溯源的关键技术，建立完善计量基准标准共享服务平台。
建立和完善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检测资源共享体系。重点解决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安全、人身健康、食品安全、公平贸易、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在线、快速测试技术及检测技术标准；着力解决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信息工程、生物技术、现代农业、大型工程等领域重要参量的有效测量；建立完善国家检测/校准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二）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1. 植物种质资源
重点开展农作物、林木、多年生和无性繁殖作物、热带作物、牧草植物、药用植物、野生植物等种质资源整合共享体系建设。加强植物种质资源共享条件建设，形成新型共享机制，提高保存设施的水平，实现约45万份植物种质资源实物共享。
2. 微生物菌种资源
整合具有一定科学意义、有实际或潜在研究应用价值的细菌、真菌、病毒及相关的信息资源，重点开展农、林、医、药、食品、兽医、海洋基础研究及教学实验用微生物菌种资源的共享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微生物菌种资源库和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微生物菌种资源约10万株。
3. 人类遗传资源
结合我国人种特点和民族众多的国情，以我国各民族生命健康和人种安全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遗传资源、特殊健康体质人群遗传资源、亚健康人群遗传资源为重点，整合共享人类遗传资源约15万份。
4. 动物种质资源
根据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充分调研我国动物种质资源的发展现状，筛选、整合现有的畜禽、水产、特种经济动物、寄生虫、经济昆虫等种质资源，开展珍稀、濒危动物的种质资源库建设。选择具有种群数量优势的单位，进行种质资源共享体系建设。
5. 标本类资源共享体系
重点开展动物标本、植物标本和菌物标本等生物标本资源的整合共享体系建设，实现约1000万号生物标本的整合共享；开展岩矿标本、化石标本和国家紧缺与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矿床模型整合共享体系建设。
6. 实验动物遗传资源及实验细胞库
整合目前国内已有实验动物遗传资源，开展常用实验动物品种资源的种子中心建设，建立以7～10个国家实验动物种质资源中心及20～30个功能独特的实验动物种源单位共同形成的实验动物遗传资源共享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等不同方式，不断扩大资源种类。建成细胞株（系）近千种、容量超过5,000份、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实验细胞库。
7. 自然科技资源虚拟博物馆
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规范，对植物、动物、人类遗传种质、微生物菌种、生物标本、岩矿标本和矿床模型、实验材料等资源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实现约1,100多万份（号）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形成自然科技资源虚拟博物馆，推动我国的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的全面共享。
（三）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1. 科学数据共享中心
针对国家长期布局的公益性、基础性科学数据采集系统持续积累的科学数据，重点对观测性、考查与监测性数据汇交整理，按照行业特点整合集成规模化的主体数据库，建设和完善包括气象、测绘、地震、水文水资源、农业、林业、海洋、国土资源、地质与矿产、对地观测等领域在内的10余个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实现数据采集、加工、保存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科技人员可以方便地获取科学数据，保证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2. 科学数据共享网
在数据资源管理相对分散的科学技术领域，集成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和科技人员拥有的数据资源，按照学科领域构建主体数据库，在地球系统、医药卫生、基础科学、能源与交通等领域建设约11个科学数据共享网。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建立科学数据共享信息发布系统；开展科学数据元数据资源目录库建设及其检索等系统的开发；形成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信息系统。
（四）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1. 科技图书文献信息保障系统
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为主体，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扩大科技期刊、图书、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声像文献等文献资源的收集和服务；到2010年外文科技期刊总量达到约30,000种以上;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网络服务系统为基础，加强与高校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国家图书馆等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互联与对接，实现外文科技期刊网上资源种类占国际主要刊物的50％以上；向用户提供网络化、集成化和可定制的文献信息服务；实施精品战略，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国际影响力。
2. 专利文献共享服务系统
以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文献资源为主，收集我国相关部门和世界各国的专利文献信息，使专利文献收藏数量占全世界出版专利文献总量的比例由目前的80%左右提高到90%以上；建立联合目录和全文数据库，构建从目录到全文的检索和传递公共服务系统。
3. 标准文献共享服务系统
以国家标准文献资源为基础，整合行业、部门与地方标准文献，提高我国标准文献收藏比率；建设标准文献全文数据库；开发标准检索、阅览和服务系统，形成完善的标准文献的检索与传递公共服务系统；推动我国和世界各国以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标准文献信息网的链接，拓展标准文献的资源和服务范围。
（五）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1. 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体系
以全国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网络为基础,集成科技成果信息、技术交易服务、工程化中试、创业孵化相关的信息资源，完善成果信息资源库、技术交易数据库及创业孵化服务数据库，构建基本覆盖全国主要行业和区域的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共享服务网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服务深入到基层中小企业和农村。
2. 公益与行业共性技术转化平台
建立行业技术评价推广服务体系，制定重大共性技术、公益性技术推广绩效评价体系；整合重点共性技术开发、中间试验、产品测试等领域的基础条件资源，在国家安全、社会公益领域和能源、材料、制造业等重点行业，每年选择建立10个左右公益与共性技术转化中心，提高公益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集成、配套能力和工程化技术服务水平。构建国家、部门和地方在公益性技术、共性技术转化方面的协同工作网络平台。
3. 技术标准支撑体系
开展农业、能源、环境、公共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基础性、公益性技术标准研究和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开展与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工作相关技术标准的支撑性研究，提高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构建全国技术标准研究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整合建立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的研究和验证的工作体系，提高技术标准研究能力。
（六）网络科技环境平台
1.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应用服务支撑系统
围绕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信息共享的目标，制定统一的平台信息系统标准规范，集成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和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等信息资源，形成统一的平台应用服务系统，实现与全国科技信息服务网的互联与对接，向科技工作者和科研管理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资源信息服务。
2. 网络计算应用系统
依托成熟的网络计算技术，在全国范围规划建设若干个计算节点，在气象、地震、医药等领域开展网络计算环境系统和网络计算重大应用示范系统建设，为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的突破提供重要手段，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支撑服务。
3. 网络协同研究与工作环境
充分利用国家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分布于全国的视频、音频及数据交互服务系统，开发便捷的网络协同研究工具软件包，形成网络协同研究公共支撑系统；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远程操作应用示范系统，打破科研工作中的地域和时空界限，促进我国科研方式的变革。
4. 全国科普数字博物馆
联合有关部门，汇集国内现有的数字博物馆资源和相关科技资源信息，通过开展优秀科普作品评选征集活动、择优购买版权、扶持开发创作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可利用的社会科普资源进行数字化入库，制定规范要求，综合集成，实现与相关科技信息资源的连接，形成全国科普数字博物馆，为我国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全民素质教育提供基础性支撑。
5. 全国科技信息服务网
整合各类科技信息资源，建成技术先进、资源共享的国家级科技信息资源库，提供分类科学、实用有效的科技信息；形成以1个国家级、30个省级科技信息服务节点及部分地区科技信息服务节点为支撑的全国科技信息资源加工处理、共享利用体系；建立县（市）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试点示范，扩展基层科技信息的推广应用渠道。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1. 平台建设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安排，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国务院有关综合部门成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平台建设整体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订工作，对平台建设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和协调，联合审定平台重大建设任务，组织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工作；发挥平台建设部际联席会和平台建设专家顾问组的作用，保障平台建设规范、有序地开展。
平台建设领导小组具体办事机构设在科技部。
2. 各部门、地方是平台建设组织实施的主体，负责本部门、地方平台建设规划和实施工作。
各地要根据本地特点和需求，成立本地方平台建设领导小组，采取有效的组织保障措施，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二）加大投入力度，明确投入渠道
1．各级财政根据需要安排平台建设资金；原有用于支持文献、数据、种质等资源采集，仪器设备购置和基本建设等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建设的经费渠道保持不变，并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2．各地方财政负责地方平台建设的投入，各部门负责落实本部门平台建设的经费，中央财政平台建设专项经费主要支持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平台建设。
3．政府资金要发挥引导、调控作用，调动有关企业、社会组织的积极性，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等为平台建设投融资提供便利条件。
4．各级财政应根据需求安排平台运行经费，运行经费要与绩效考评挂钩。具体管理由科技等相关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
（三）强化监督管理
1. 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实行对平台建设项目和运行全过程的规范管理。
2. 建立以绩效考评为基础的奖优罚劣制度，对执行良好的项目、运行服务效果好的平台和在平台建设中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给予表彰，及时调整或中止执行不力的项目，充分体现“谁先共享，谁先受益”。
3. 平台建设工作要公开透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平台建设项目和平台运行情况数据库，及时将平台建设项目和平台运行情况向社会公示，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4. 财政部门、科技等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平台建设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实行新型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1. 强化牵头部门（地方）的权利和责任。平台建设项目实行项目储备及滚动支持的机制，对于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平台建设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领导小组确定拟实施项目的牵头部门（地方），由牵头部门（地方）负责，联合各有关部门、地方根据整体框架和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各方任务和责任，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保障平台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完成。
2. 实行资源整合、制度规范以及队伍建设三结合的项目管理模式。在平台建设项目执行过程中，制度规范、标准规范以及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要结合具体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平台建设同时开展，项目验收时，每一个建设项目成果都应成为服务于科技进步与创新的资源共享平台。
3. 建立有效的平台运行管理机制。资源共享平台必须建立、健全资源汇交管理制度，制定可行的共享服务方案，保障一定规模的相关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持续增加、不断汇集和对社会开放服务，有一批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和稳定的工作场所；组织管理模式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成立用户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对平台的运行服务加强监督指导。
4．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和培养方式。建立符合科技基础条件工作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设置相应的岗位，在有条件的领域推行上岗资格认证工作; 设置与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相关的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开展从事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有关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技能培训和在岗继续教育工作；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基础条件管理与技术支撑的人才队伍。
（五）营造共享的社会环境
1.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形成公共资源共享的文化，宣传和弘扬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共享意识。
2. 通过平台的开放共享，创造社会成员享有使用科技资源和参与科技创新的公平机会；与科普活动相结合，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供支撑。
内容提要: 解雇权与就业权存在着冲突，是劳动法面对的难题之一。法国劳动法就解雇权的规制，经历了从私法思维到社会法思维的转变。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把解雇权视为形成权，因而解雇权不受合同法以外的法律之限制。但是，社会法思维把解雇权社会化了，解雇权不再单单是私权。国家开始介入解雇权的行使，要求解雇必须实体上具有“真实且严肃的理由”。雇主还必须遵守严格的解雇程序。任何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违法将导致雇主面临经济上甚至刑事上的惩罚。而且，法国劳动法还设置了独立的劳动司法机构，这是规制解雇权的司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