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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印发《抚顺市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办法》的通知
抚顺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抚顺市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办法》业经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抚顺市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保障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含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第三条 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应将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纳入日程，认真贯彻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方针。
第四条 全社会都要尊敬和关心退休职工，积极支持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企事业职代会应有一定数额退休职工代表参加，保证他们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企事业应把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纳入平等协商签定集体合同的内容。
第六条 职工退休后，依然要关心、维护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和声誉，力所能及地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第二章 管理服务
第七条 退休职工管理工作应达到以下标准：
（一）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实现管理制度化；
（二）统一帐卡簿，加强基础建设，实现管理规范化；
（三）探讨研究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和其发展规律，实现管理科学化；
（四）主动取得有关单位、部门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工作逐渐走向社会化；
（五）发挥退休职工自管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不断提高自管能力。
第八条 退休职工服务工作应达到以下要求：
（一）建立一支讲政治、懂业务、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退休职工服务的队伍；
（二）坚持经常性走访慰问活动，及时了解退休职工的困难和要求，为他们排忧解难；
（三）关心退休职工的生活和健康，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使他们颐养天年；
（四）组织退休职工学习卫生保健科学知识，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使退休职工增加乐趣，陶冶情操；
（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扩大服务领域，逐步满足退休职工的需求。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简称市退委会），是市政府对全市退休职工实行管理服务的领导机构。市退委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市总工会，为市退委会的日常工作机构。
第十条 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全市退休职工管理服务，维护退休职工合法权益，指导全市退管组织开展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其基本职责：
（一）根据党和国家有关退休职工工作方针、政策，管理退休职工队伍，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代表退休职工参与制定有关退休职工工作方面的政策、办法，督促落实党和政府有关退休职工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三）综合反映退休职工工作的情况和退休职工的意见、要求，维护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进行形势任务和道德法制等宣传教育，组织退休职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五）指导各级退管组织办好为退休职工服务的经济实体和福利设施；
（六）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收好、管好、用好退休职工活动经费。
第十一条 县、区、局（含公司）也应建立退委会，配备干部负责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应根据退休职工人数配备相应的干部，负责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三条 退休职工管理活动经费从以下三个方面筹集：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事业单位提取；
（二）从退管组织兴办的经济实体利润中提取；
（三）有关单位、部门及个人赞助。
第十四条 企业应按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提取和上缴退休职工管理活动经费，保证退休职工活动的开展。上交省、市的活动经费，委托银行代为收缴。
第十五条 退管活动经费设专户管理（也可以由财务部门代管），专款专用，严禁挪、借、截留和占用。
第十六条 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严格手续，支取使用应有明细帐目，管好用好活动经费。
第十七条 经费实行予决算制度，作到帐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5日
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