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大中城市加快科技强检步伐的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大中城市加快科技强检步伐的决定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
（最高人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了加速检察机关的科技进步，推动全国检察机关整体科技水平提高，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大中城市检察院即各省级检察院、省（自治区）辖市检察院和有条件的市辖区检察院都要大力加快科技强检步伐。为此，特作如下决定：
一、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在科技强检方面先行一步
（１）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改革继续推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的发展，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较多地增加了对科教的投入；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我国的科技实力显著增强。
（２）大中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强，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集中，可利用社会科技资源多；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状况较好，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在科技装备、基础建设、专业人才等方面，具备了加快科技发展的条件和优势。
大中城市检察院要抓住科技进步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优势，在科技强检方面先行一步，建立较高水平的检察科技体系。同时为其也地区创造经验，发挥示范和幅射作用，带动全系统的科技强检工作。
二、奋斗目标和步骤
（３）今后三年，大中城市检察院要紧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以运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加大现代科学技术在检察工作中的含量，提高办案水平和工作效率，初步实现办案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
--建成集语音、数据、视频多媒体信息传输为一体的综合信息网。高检院完成一级专线网的的数字化改造，开通至各省级院的宽带数据专网信，同时实现多路语音通讯、专用传真线路、计算机数据远程网络、可视电话和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功能；建设二级专线网，省级检察院至省辖市检察院开通适当宽带数字专网通信，同时实现语音通讯、计算机数据远程网络和电话会议系统功能；在有条件的市辖区开通三级专线网；
--建成实用先进的计算机局域网，实现本单位各项业务工作的综合管理事务的计算机管理；
--实现办案工作的计算机管理。对本案承办案件实行计算机全程动态管理；建立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对本地区的举报、控申工作实行网络化管理；完成各类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包括举报线索库、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库、刑事检察案件库、监所检察数据库、民事行政检察数据库、检验鉴定案件娄据库等；
--实现内部公文的远程自动流转处理，各项检察业务信息的远程传输和处理，远程案件的及时有效指挥和协调；
--建立因特网站点，拓宽对外宣传途径，推时检务公开，为人大代表的和人民群众反映意见、控告申诉和举报提供畅通渠道；
--建设完备的讯问室视听证据收集系统和举报控申接待室安全防范系统；
--加快装备视听技术器材，广泛开展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保全和运用工作；
--普遍配备和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示证系统；
--把高新技术逐步运用到文证审查、检验鉴定等工作中。
（４）实现上述目标，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２０００年，要完成一级专线网的数字化改造，建立检察机关因特网站点和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推广使用多媒体示证系统，建设计算机局域网，建立和完善各类基础数据库，完成讯问室视听证据收集系统和举报控申接待室安全防范系统建设；
２００１年，开通省级检察院到大中城市检察院二级专线网，实现办案工作计算机全程动态管理，内部公文、检察信息的自动流转和传输，以及重要案件的远程指挥和协调；
２００２年，全面实现科技强检的各项目标。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通三级专线网，实现举报控申工作网络化管理，有效使用视听资料证据证明犯罪。
（５）有条件的检察院要加快实施步伐，提前完成上述目标和步骤。同时，鼓励探索在检察工作中用现代科技手段的领域，实施其他适应工作需要、体现检察工作特色的科技项目。
三、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建设
（６）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科技强检的基本保证。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检察科技经费，促进科技开发，保证科技设备的购置、更新和正常使用。
（７）积极向地方党委和政府汇报，争取将本地检察技术发展目标列入地方"十五"计划统筹；所需经费，向当地政府专项申请，并力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高检院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项目和重要科技工程的开发和建设，并视各地情况给予一定的科技经费补贴。
（８）对一些科技开发项目，可以由检察机关开发或检察机关组织开发，也可以由企业自主投资研制开发，对符合检察工作需要，实用、先进的技术成果，由检察机关负责推广。
（９）加快检察技术工作的基础建设。要按照年度建设目标，及时配备相关技术设备，逐步建设一套科技含量高、实用价值大的技术装备，逐步建设一套科技含量高、实用价值大的按需分配相关技术设备，逐步建设一套科技含量高、实用价值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根据技术发展和业务需要，适时组织应用软件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检察技术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目前还没有业务技术用房的大中城市检察院，要争取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建成。
（１０）充分利用社会上的技术和智力资源。科技强检，必须面向社会，不能自我封闭，不能搞"小而全"。对于一些共性技术和设备，要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实现资源共享，避免盲目开发。要吸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科技力量有效地参与检察技术的论证、评估，参与重点工程和项目的论证、前期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检察机关现有科技资源的作用，促时检察科技资源与社会的共享。
四、建设高水平的检察技术队伍，提高检察干警科技素质
（１１）加快科技强检步伐，必须建设高水平的检察技术队伍。加强对检察技术人员的政治教育和纪律作风教育；强化业务学习和培训，创造条件支持人员提高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积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关心爱护技术人员，切实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和因难；表彰、奖励在检察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在科技强检中的主力军作用。
（１２）积极开展对检察人员应用现代科技设备的适应性培训。通过培训，提高检察人员的科技素质，促进检察科技应用普遍化，充分发挥检察科技资源的应用效益。尽快制定培训计划，并抓紧组织实施。同时，要把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作为干警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
（１３）促进检察科技工作与检察业务工作的有机结合，是科技强检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科技强检要始终坚持面向检察业务，把攻克检察业务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重点科技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全体检察人员要不断强化科技意识，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在各个业务环节积极探索和实践，增强对检察科技的有效需求，促进检察科技工作的发展。
五、加强对科技强检工作的组织领导
（１４）检察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带头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增强检意识，善于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处理检察工作问题，把强化科技素质作为提高检察队伍业务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环节来抓。高检院和各省级检察院要确定各自主抓的重点项目和重点单位，明确目标和责任，分工协作；发挥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下级检察院解决工作中的关题和因难；对一些重点相关的科技政策，完善技术规范，指导检察科技工作健康发展。
（１５）加强检察科技管理，建立完善技术规范。要建立一套高效的检察科技管理体制，理顺工作关系，改变多头管理和分散管理的局面。高检院已经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各省级检察院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本地区检察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综合协调。要尽快完成有关技术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主要技术设备的购置，同高检院统一确定技术指标和配置要求；软件开发，要统一规范、统一编码、统一数据格式，主要业务力软件的开发，由高检院统一组织；科技项目的推广，要经过高检院的审查和验收，以避免低水平得重复开发和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１６）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和有关规定，重视技术设施的安全保密性。有关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安全保密要同步进行。
各地要根据本决定精神，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地区或本单位的总体建设规划和分步实施方案。其他有条件的分市院、基层检察院，可根据决定精神，确定规划，加快科技强检步伐。
青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是如何与法律结缘的？
作者：宋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省黄安（今黄冈市红安县）县城城关镇南正街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亲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酱园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务。全家人和睦相处，得益于一套严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长幼序次、财务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处、家教礼仪、对外应酬、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他一人外出读书而无一人有争议，就可想而知。董必武从小就受到这种类似于“罗马父权家庭”的依规办事的熏陶，这给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考棚街报名应试，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当时的重点中学——武昌文普中学堂（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违规行为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学堂读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学监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矩伟想把文普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秀，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学监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这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风波，让我想起了21世纪头五年发生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学生诉武汉理工大学、王玲诉武汉工程大学（原武汉化工学院）拒绝颁发学位证这几个案子，虽然董必武采取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涉法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他无疑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法律维权行动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参加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得到朋友的资助，于同年2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关于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这所学校，我现在已经查不到它是现在哪所国际型大学的前身。但是在日本，历来都是私立大学学费比公立的贵，但办学提倡学以致用，质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个人认为，董必武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里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法学思想，提出了“我们中国也需要建成一个有法度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违法，在日本带领留日学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南海被各国虎视耽耽，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本土国际法专家出来说句话。想想人家董必武，28岁在海外留学时还这么关心国内大事！
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和张国恩一起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董素怀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的这次法律维权经历，就远远没有学生时代幸运了！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遗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黄鹤楼南路公交车站附近、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刘伯垂的别名，刘曾在广东司法界活跃）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据说董必武承办了第一个案件获得了胜诉（具体什么案件已经无从考证），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自此，34岁的董必武一下子成为湖北境内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大律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学思想形成初探》，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2期（总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浅析董必武“依法办事”理念形成及历史意义》，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