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状评析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龙宗智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并由此形成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
其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
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证人可以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可以弃之不顾。在我国大力贯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针的情况下，在现代各国法院权威受到普遍尊重的世界性场景中，这种无视法院权威的状况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然而，由此得出证人不作证的结论就大谬不然了。因为在不向法庭作证的同时，证人却鲜有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此，侦查阶段警察询问获得的书面证言却总是不会缺少。
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这就将各国的通例颠倒过来了。因为作证制度的普遍要求是：证人必须向法庭作证却通常有权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这种颠倒，不可不谓是我国作证制度之一大怪现状。
为什么出现上述现象？首先，这是因为强制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法院缺乏威权。由于法院缺乏惩治不到庭证人的手段，使有关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性的宣言。另一方面，由于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其次，刑事诉讼中作证制度的设置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基础。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向谁作证，但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即证人负有向法、检、公三个机关作证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向法院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通行多年的，甚至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
然而，这一观念和相关的制度是可以质疑的。现代各国刑事侦查制度，通行一条基本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又称“司法令状主义”。即警察和检察官进行的证据调查，应当是一种不侵害公民权利，不具备强制性的“任意侦查”，如果要采用强制性措施，包括强制证人提供证言，通常情况下，需要取得司法批准令状，或者由法院直接实施，再或者由法律授权的具有司法性质的单位或个人实施，如美国的大陪审团、法国的预审法官。因此，日本刑诉法第１４３条规定：“法院，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而警察、检察官则只能在法律或法院授权的意义上才具有这样的权力。
为什么原则上只能强制公民向法院作证？理由有二：其一，法院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主体，证人只能是法庭的证人，而不是诉讼之任何一方的证人（虽然他可以由诉讼之一方提出，并依其作证性质作出控方证人或辩方证人的区分）。其二，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存在形式上平等的关系，就像辩护方不能强制公民向其作证一样，控诉方通常也不具有这种强制力量，只有中立和独立的法院才能赋予他们这种权力。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警察和检察官具有直接实施强制取证的能力，是因为我国奉行的是“诉讼阶段论”而非“审判中心论”。公、检、法都被视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制约，因此证人对这三家都有作证的义务。只有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备任何强制性，而且法律明示，经证人同意（对被害人、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须检察院、法院许可），才能向他们进行调查。这种“诉讼阶段论”，必然造成担当搜集证据查明事实责任、采用行政性手段的侦查阶段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导致法院权威的失落。
其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因此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笔者称其为第二大怪现状，是因为我国刑事庭审中使用书面证言在两个方面不同寻常：一是书面证言使用的普遍性世所罕见。也就是说，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证人证言是以书面形式而非言词形式呈现于法庭。而由于证人证言是各类案件中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类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书面证言的基础上。二是法律对书面证言的使用未作任何限制，这也可以说是在实行现代诉讼制度的各国中绝无仅有。我国刑事审判在书面证言“常态化”的同时，对书面证言的运用，又未规定必要的限制条件。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就是说，只要证人不到庭，其证言笔录就可以当庭宣读。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
现代各国审判制度的通例是，在法庭审判中必须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任何不能经过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包括庭前获取的书面证言。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各国相同，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表述为“直接言词原则”，而在英美，则被称为“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当然，考虑到现实可行性，也有某些例外。从法理上看，例外使用书面证言需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要性，即证人确实无法到庭陈述；二是“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如伴有全程录像的书面证言，在中立的法官面前所作的陈述笔录，以及经诉讼对方审查后同意或无异议的书面证言等。
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如死刑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
然而，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至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书面陈述产生时往往缺乏宣誓、保证、申明法律责任这类场景设置，从而可能影响其严肃性；书面证词排除了反对询问的可能，使该证据难以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书面证词排除了法官直接审查原始人证的可能，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感知如“察言观色”检验证人作证的真伪；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有可能是采用诱导、施压等获得；不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即使在事实的记录大致准确的情况下，对某些情节记录人也完全可能作出取舍；对笔录的签字认可可能因为由于多种原因而不完全反映证人的本意，如有的证人（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采取信任取证人的态度，草率阅读甚至不读也签字等等。
由此可见，使用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定案，很可能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以及判决的错误。而坚持作证的言词原则，禁止使用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词，正是从经验和理性中获得的诉讼中证据使用的基本要求。
其三，警察不作证。
警察不作证的第一层意思是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第二层意思是指，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
警察向法庭作证，是诉讼制度中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目击犯罪的情况、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英美法谚称“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就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美国辛普森杀人案，负责侦办的富尔曼警官，即使被辩护方律师攻击为现代社会的“希特勒”（种族主义者），也只得应法庭传召出庭，就物证搜集等情况作证，不敢有所怠慢。我国警察不出庭作证，甚至在书面证明材料上也无警察的落名，既节约了警察的时间，也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威权和证词可靠性的质疑，同时还可以避开伪证责任等麻烦。然而，使用书面证明材料甚至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既非证人证言也非书证），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同时，这种“警察特权”也是对法治的一个反讽。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官们不便、不愿，甚至不敢传召警察出庭作证，那么任何具有一般法治意识的外部观察者都会说，这是一个警察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我国刑事作证制度上的上述三大怪现状，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重大缺失，尤其是观念的缺失。
一是审判公正观念的缺失。在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使证据都经过法庭质证，这是审判公正的基本要求。证人包括警察证人不出庭，大量使用书面证言的做法，违背了司法的规律，造成明显的程序不公正乃至实体的不公正。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大量案件甚至最严重的案件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些证言的来源是不可靠的。直接使用这种证言定案的做法是建立在对取证人高度信赖的基础上。然而，现代司法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点是“怀疑论”，它不相信官员认知上的全知全能，不相信官员人性上的“无欲则刚”。由于任何人都可能故意地或过失地犯错误，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防范保障机制，如审判中的质证制度、当庭直接审查等，而不是对侦查阶段行政性操作结果的照单全收。
二是人权保护观念的缺失。出现上述现象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官员注重对犯罪的控制而忽略对人权的保障。因为证人不出庭，庭前侦查阶段取得的有利指控的证言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而能避免庭审时交叉询问与法官直接询问造成证人证言的改变从而使指控受到损害。因此，实际上控诉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鼓励证人不出庭。此外，证人出庭会提高诉讼的成本，降低审判的效率，也使司法人员容易采取直接采用书面证言的“简化”的做法。然而，这种有利控诉而不利辩护的偏向，忽视了诉讼的公正和被告人的权利。面对并询问证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证人，这是一项被国际法律文件普遍认可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我国不仅制度阙如，甚至许多司法人员也未意识到被告应当享有这项权利。
三是法治权威观念的缺失。法治社会的标志，是行政权力受到限制以及法院的权威受到普遍尊重。因为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司法最终解决”，法院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表现在：法院以法的适用为中心，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基本保障；法院以解决社会冲突为使命，是社会关系最稳定的调节器；法院的个案处置功能和终局性作用，使其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对法院出庭通知的“执行难”，与法院裁判的“执行难”一样，反映了我国社会中法院权威乃至法治权威不高。而只向警察作证不向法院作证以及警察不出庭作证等问题，反映了行政权过分强大包括行政方面实际享有的“法外特权”。
追溯根源，上述现象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乃至社会政治结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仅就司法制度而言，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线型结构，使“审判中心”难以确立，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同时，使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法院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机关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今天，我国在法治建设中的类似“怪现状”以及司法界和整个社会对此“见怪不怪”，显然是法治的悲哀。当务之急，是充分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悖谬并谋求其解决。这使司法改革成为必须，而更在其先的，是司法人员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
贵阳市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定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
《贵阳市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定》已经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孙日强
二００一年三月二日
贵阳市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的监督管理，保护游客人身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高空、高速以及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游艺游乐设施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运营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市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工作，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质量技术监督、公安、经贸、工商、交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监督管理。
（一）园林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宣传、贯彻有关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负责组织游艺游乐设施项目的审批、验收及年审工作；负责组织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负责组织协调对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的监督管理。
（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生产、经销、使用的游艺游乐设施质量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对新安装的游艺游乐设施进行质量验收。
（三）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游艺游乐设施运营的单位和个人建立健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实施治安管理。
（四）经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游艺游乐设施安全性能的定期监督检验，会同有关部门对新安装的游艺游乐设施进行安装质量安全性能验收。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游艺游乐设施生产、经销、运营的单位或个人核发营业执照，并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六）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水上游览船舶及设施的检验登记，对船员实施上岗培训。
（七）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经营游艺游乐设施服务质量标准，并依照标准对游艺游乐设施运营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质量技术监督、公安、经贸、工商、交通、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权限，对其辖区内的游艺游乐设施安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游艺游乐设施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游艺游乐设施的设计、生产、销售，必须符合国家《游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标准》以及有关安全要求。
第五条 游艺游乐设施的生产企业，必须有保证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时检测手段和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采购的原材料、外购件、外协件必须符合质量要求，有合格证明和技术资料，关键零部件应当按规定进行复检。
第六条 试制游艺游乐设施的新产品，必须由国家游艺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检验单位检验合格，方可做样机试销。新产品样机试运行半年后，方可进行技术鉴定。
第七条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游艺游乐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销售游艺游乐设施，必须向．用户提供质量合格证明、产品使用说明书、检查维修说明及图样、规定的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等。产品应当有中文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厂址以及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限。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必须提供生产许可证编号。
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应为用户代培操作、维修人员，并做好售后服务。
第九条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个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购置安装游艺游乐设施，必须向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立项申请。
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立项申请后，应在１５日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实地勘察、研究，作出可行性分析评审意见。对符合条件同意立项的，发给核准文件；对不能立项的，应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条 游艺游乐设施的运营单位或个人，购置游艺游乐设施，应当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进口的游艺游乐设施按商检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安装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工程地质资料和气象资料，生产企业应当提供基础施工图纸，施工单位按基础施工图施工，生产企业或安装单位对工程基础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
第十二条 游艺游乐设施安装完毕，经调度、负荷试验，运转正常，自检合格后，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向质量技术监督、经贸、公安等有关部门办理设施安装质量、安全性能等验收手续，获取合格证明，报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登记，由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综合查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营。
进行综合查验，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游艺游乐设施单机档案；
（二）游艺游乐设施管理人员名单和岗位职责分工；
（三）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四）有关部门的合格证明及其他应当验收的书面资料。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之间转卖游艺游乐设施，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擅自运营。
第十三条 游艺游乐设施从业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游艺游乐设施的操作、维修、管理、服务人员，应当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质量技术监督、经贸、公安等部门进行安全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后发给上岗证，方可从业。
第十四条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建立健全以安全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等措施。对各项游艺游乐设施应当分别制定服务操作规程和运行管理人员守则以及定期定人检查维修保养制度。
水上游乐设施的运营单位或个人，还应当执行《水上世界安全卫生管理规范》，按规范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经过培训合格，掌握拯溺救生知识与技能的监护救生人员。
第十五条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建立完整的游艺游乐设施单机档案和从业人员培训档案，将立项申请、购置、施工、安装、调试、验收、定期检查、维修保养、人员培训等有关资料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检修及更换零部件情况，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场所的明显位置公布游客须知，操作管理服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游客宣传讲解安全注意事项，运行中注意游客动态，及时制止游客的危险行为，防止事故发生。
第十七条 游艺游乐设施实行定期检修保养和报废制度。对游艺游乐设施，除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自行进行日检、周检、月检外，对安全管理工作状况，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每半年组织一次全面检查和考核，并监督运营单位或个人每年按规定检修一次。对无力检测的关键部位，运营单位或个人必须委托有资格的技术检验单位进行检验。
禁止设备带故障运行。
第十八条 对游艺游乐设施实行年度审验制度。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年度会同经贸、质量技术监督、公安等有关部门对设施现场状况及设施的运行、保养、维修等进行年度审验。
进行年度审验时，游艺游乐设施经营者必须提供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游艺游乐设施运行状况年检报告。
对不按规定期限进行设备设施检修保养和安全检验继续运营的，强制进行维修保养，费用由运营单位或个人承担。对存在危及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设备设施，经经贸、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为不合格的设备设施，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实行强行报废。
游艺游乐设施使用期满后，运营单位或个人应当及时办理报废手续。
第十九条 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或个人必须建立伤亡事故报告制度。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应当立即停止运行，积极抢救伤员，保护现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报告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游艺游乐园（场）等运营单位，应当对其园内的游艺游乐设施（包括出租场地、承包、联办等）的运行安全负责。
第二十一条 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游艺游乐设施运营单位和个人安全监督管理进行年度检查评比，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涉及有关部门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罚：
（一）未经立项批准擅自购置安装游艺游乐设施的，责令补办手续，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游艺游乐设施未经检验合格，擅自运营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拒不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游艺游乐设施的操作、维修、管理、服务人员未经过安全技术培训合格上岗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２０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罚款；
（五）不按规定期限进行设备设施检修保养和安全检验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同时违反旅游、工商、经贸、产品质量、交通、治安管理等规定的，由旅游、工商、经贸、质量技术监督、交通、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四条 游艺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