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157号
《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已经市政府四届三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许宗衡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听证程序，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行为而需要组织听证的，适用本办法：
（一）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
（二）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
（三）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
（四）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应当组织听证的其他行政行为。
第三条 行政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便民、独立听证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全市行政听证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区行政听证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二章 听证组织机关和听证人员
第五条 拟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听证组织机关。行政机关拟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听证组织机关，经协调一致可以确定由其中一个行政机关组织听证。本级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指定由其他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拟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市、区人民政府的，由市、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第六条 行政机关组织听证所需经费列入其预算，不得向听证参加人、旁听人员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七条 听证由听证组织机关指定独任听证人或者指定三至五名听证人组成听证组。组成听证组的，听证组织机关应当确定听证组的首席听证人。
从事具体行政行为听证活动的听证人须经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培训，并取得听证人资格。具体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另行制定。
第八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举行行政听证的，听证组织机关必须组成听证组主持听证：
（一）拟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二）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
（三）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听证组和独任听证人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主持听证活动，维持听证秩序, 制止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
（二）依本办法规定决定终止或者延期听证；
（三）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四）询问听证参加人；
（五）独立提出听证建议或处理意见。
第十条 听证组织机关应当指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书记员，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听证文书的收发、听证联络等与听证有关的事务性工作。
第十一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陈述人及其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
第十二条 陈述人是提出与听证事项有关的事实和证据，陈述有关法律依据和理由，参与听证相关活动的人员，包括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
第十三条 非部门陈述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听证，并向听证组织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章 听证程序的一般规定
第十四条 除下列情形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二）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对象是未成年人，经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申请不公开听证的；
（三）其他非部门陈述人申请不公开听证的。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旁听。
第十五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书记员查明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和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二）首席听证人或者独任听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人、书记员，宣布听证事项和听证内容，告知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理由、依据；
（四）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理由、依据；
（五）听证事项需要双方陈述人质证、辩论的，在听证组或独任听证人主持下进行质证、辩论；
（六）首席听证人或者独任听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十六条 书记员应当将听证会的全过程制作成听证笔录。
听证笔录经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当场签字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书记员应当记明情况附卷。
听证人、书记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签名。
第十七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照听证组织机关确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如实回答听证人的提问。
陈述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无故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会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十八条 听证参加人和旁听人员参加听证会时，应当遵守听证纪律。
对违反听证纪律的人员，听证人可以进行劝阻；不听劝阻的，可以责令其离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延期举行听证会：
（一）因不可抗力的事由致使听证会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非部门陈述人因正当理由申请延期的；
（三）需要延期听证的其他情形。
听证会举行前延期听证的，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并通知听证参加人或予以公告；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延期听证的，由听证组或独任听证人决定并记录在卷。
第二十条 听证组或者独任听证人应当根据听证笔录的内容，形成书面听证报告。
听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二）听证事项、听证内容；
（三）听证人、书记员、听证参加人；
（四）陈述人提出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意见；
（五）其他有关情况。
依照本办法终止听证的，听证报告的内容可依据实际情况而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听证组或独任听证人可以另行提出听证建议或处理意见。
第二十一条 听证组或者独任听证人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以及听证建议或处理意见提交给听证组织机关。
第四章 听证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 具体行政行为听证
第二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依法提起听证：
（一）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
（二）拟作出的行政许可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
（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应当依法书面告知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告知内容应当包括：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事实与法律依据、提出听证申请的期限、申请方式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等。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应当在听证告知书中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
行政机关在收到听证申请书后，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予以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对于不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听证组织机关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利害关系人明确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通知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以下事项：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二）听证人及书记员的姓名、工作单位；
（三）作为非部门陈述人的权利义务；
（四）听证事项、听证内容。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利害关系人不确定的，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10日前发布听证公告，载明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通知内容以及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听证的程序、条件、时限、筛选原则等。
行政机关应当在发布听证公告的同时，通过报纸或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告与听证事项、听证内容有重要关联的信息资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5日前申请或者推选代表申请参加听证。
听证组织机关应当依照听证公告载明的条件以及筛选原则，从申请人中确定参加听证的非部门陈述人。
第二十七条 听证组织机关送达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等听证文书，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的规定处理。
以上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公告送达的，应当在本地报纸上将有关送达内容予以公告，公告次日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八条 听证组织机关指定听证组或独任听证人主持听证会，独任听证人或听证组组成人员应当是听证事项承办人以外、具备听证人资格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专业人士。
第二十九条 听证人、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听证事项承办人的近亲属；
（二）是听证陈述人或者听证陈述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三）与听证事项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
（四）与听证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
翻译人员、鉴定人或勘验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条 陈述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在听证会开始前提出，并说明理由。回避事由在听证会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听证会结束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听证工作。
第三十一条 听证人的回避，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听证组织机关负责人担任听证人的回避，由听证组织机关的上级机关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独任听证人或听证组决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听证：
（一）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相对人的自然人死亡；
（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相对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
（三）非部门陈述人全部明确放弃听证权利或者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的；
（四）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举行听证会没有必要的；
（五）应当终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听证会举行前终止听证的，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并通知听证参加人；听证会举行过程中终止听证的，由听证组或者独任听证人决定并记录在卷。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会的期限，不计算在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内。
第三十四条 与案件相关的证据都应当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确认。
听证证据的处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行政证据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听证报告确定的证据和事实作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参照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及其他相关情况作出。
第三十六条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应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听证组织机关应给予其查阅、复制听证笔录、听证报告的便利。
第二节 其他行政行为听证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和重大行政决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举行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的，由行政机关提起听证。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本办法第三十七条所列行政行为组织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30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听证内容和申请参加听证会的条件及程序、非部门陈述人的筛选原则等内容；并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告信息。
第三十九条 听证组织机关送达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等听证文书的，应当在本地报纸上将有关送达内容予以公告。
第四十条 与听证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作为非部门陈述人，也可推选代表作为非部门陈述人。
听证组织机关应当根据听证公告确定的条件、程序以及非部门陈述人的筛选原则，从申请参加听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确定非部门陈述人。
非部门陈述人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
第四十一条 听证组织机关指定本市行政机关内设机构、部门负责人或其他相关负责人作为听证人，主持听证相关活动。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听证：
（一）非部门陈述人全部明确放弃听证权利或者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的；
（二）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举行听证会没有必要的；
（三）应当终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听证会举行前终止听证的，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并予以公告。听证会举行过程中终止听证的，由听证组或者独任听证人决定并记录在卷。
第四十三条 对本办法第三十七条所列行政行为组织听证的，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公布听证报告，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及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和重大行政决策时，应当参考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责令或建议相关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无法改正的，由市、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向监察机关或主管部门建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听证而未组织听证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告知听证权利而未告知，或者虽已告知听证权利、但在收到符合条件的听证申请后未依法组织听证的；
（三）组织听证活动违反听证程序的；
（四）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听证人在听证时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其行政处分；对具有听证人资格的听证人，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取消其听证人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中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同时废止。
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张能全 *
（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The Principle of Matter of F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Vision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法律实施规范化、权力运行程序化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立法以及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
其四，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不是对立的原则，二者统一于刑事诉讼中。我国在对待无罪推定原则问题上，有人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在我国实用。“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判决有罪前推定为无罪。因为，如果这样规定，在法院判决前推定为无罪，那么侦查机关为什么还要进行侦查？！为什么还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推定为无罪，那么检察机关为什么有的还要审查起诉？！法院为什么还要开庭审理？！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进行侦查，客观地依法收集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是否犯罪，最后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2]
我们不认为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搞无罪推定，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背离。因为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任何事物的根本方法，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也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而无罪推定原则是确定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项法律原则，即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时候，通过宪法和法律将这一权力交给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并在宪法和法律上肯定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的无罪地位，使其能以主体资格参加刑事诉讼与国家进行平等、理性的争辩。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民主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从而体现现代司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假如没有这项原则或不明确肯定这项原则，国家不承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无罪的主体身份，甚至国家专门机关可以任意怀疑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这样一来，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某些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有罪之名而任意处分，这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公民个人权利不保的险境。这势必造成司法专横，冤狱遍地的悲惨情景。从而根本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同理，强调无罪推定原则，肯定涉讼公民的诉讼主体身份，并不意味着就不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工作。而是更加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案件认识活动。这两项原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规范刑事诉讼行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如果单从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角度去看待无罪推定原则，当然会得出比较荒谬的结论，即如果推定为无罪，那为什么还要侦查，还要审查起诉，还要开庭审理的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涉及到哲学价值论问题，任何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用认识论方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无论怎样用实事求是的方法，都不能为此类案件找到解决办法的，必须根据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基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需要，对被指控者作出无罪判决。总之，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统一的、互补的，共同规范着刑事诉讼行为。
二
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刑事诉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活动又是一项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争端的裁判活动，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受到国家宪法原则的约束，程序法的严格限制与规范。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确认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它肯定了公民个人的无罪的人格主体地位，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国家纳入宪法和法律中，作为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对指导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价值。
鉴于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凡是涉及刑事诉讼的认识活动，必须充分尊重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凡是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事项，必须尊重价值论原理，进行价值选择。凡是刑事诉讼活动，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必须以无罪推定的一般原则为指导，在观念上必须树立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是无罪的，他们都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和诉讼目标的实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平衡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并制定和严格实施具体的行为规则。
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在处理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关系时，问题不在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和贯彻上，而在于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上，在于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上。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方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始终遵从了这一原则。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实事求是原则，但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其它原则，乃至认为提出其它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对具有同样指导意义的原则，将其中一个强调到极致，而将其中另一个彻底否定，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不可缺少的一项原则，是依法治国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座宏伟大厦的中流砥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民主理当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更加协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个人有更加广泛的个人权利，更能够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国家与公民个人关系的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岂能以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就认为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武断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绝对不能使用，就必须另外寻找比它更好的原则来代替它。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此项原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独创，也不为资产阶级所独有。因为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3]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司法民主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 [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尤广辉，时延安，《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南阳），2002年第6期。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情况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材料”。
[3]宁汉林，《论无罪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