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通知
教技〔201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纲要，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根据《高等学校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和《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我部制定了《高等学校“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现印发给你们。
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并将实施中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及时报我部。
附件：高等学校“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
高等学校“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目 录
一、形势与需求 1
二、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 4
（一）总体思路 4
（二）发展目标 5
（三）战略重点 6
三、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7
（一）显著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7
（二）大力加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 8
（三）着力培育战略咨询研究能力 8
（四）继续强化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9
四、深入推进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9
（一）全面推进协同创新 9
（二）深化科技人才评价聘用机制改革 10
（三）不断完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 10
（四）推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11
五、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和创新文化建设 11
（一）加强和优化科技人才队伍 11
（二）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融合 12
（三）积极培育创新文化 12
（四）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 13
（五）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13
六、加快建设高校创新体系 14
（一）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研发体系建设 14
（二）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15
（三）服务行业产业与区域发展体系建设 15
（四）科技管理体系建设 16
七、高校创新计划 17
（一）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17
（二）部署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17
（三）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和建设 18
（四）实施重点科技项目 19
（五）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试点 19
八、保障措施 20
（一）增加并优化科技投入 20
（二）加快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与资源共享 21
（三）引导高校科技工作特色发展 21
（四）加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21
（五）提升科技管理与服务水平 22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纲要，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根据《高等学校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和《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制定本规划。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已由《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进行部署。
一、形势与需求
“十一五”以来，高校科技战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在继续实施“985工程”、“211工程”的基础上，顺利完成“十一五”确定的各项目标，实现了高校科技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十一五”期间，高校新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41个；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项；全面参与了国家16个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承担了50%以上的“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年均保持在80%以上；高校科技总经费由2006年的45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40亿元；五年来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数量占总数的65%。
——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汇聚能力显著提升。“十一五”期间，高校研发人员总量从2006年的26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32万人；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高校分别占增选数的56%和41%；“千人计划”引进人数占全国总数的62%；获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数占全国总数的55%，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数占全国总数的65%；900位学者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278个科研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
——产学研合作持续深化。“十一五”期间，高校先后取得了高档数控系统、轨道交通控制、电动汽车等重大技术突破；牵头组建了一批技术引领型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工业技术研究院、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和行业共性技术平台；高校授权专利数累计达115489件，年均增长40%。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拓展。2010年高校承担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较2006年增长100%；派遣人员和接收人员人次较2006年分别增长71%和65%；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次、提交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数量、做特邀报告人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较2006年分别增长83%、53%、28%和24%；发表国际合作论文数占我国国际合作论文总数2/3以上。
“十二五”时期，高校科技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竞争形势看，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能源、资源、信息、材料、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生态环保、海洋与空天等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全球开始迈入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同时，各国围绕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竞争愈加激烈，纷纷把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深度开发人力资源作为核心战略选择，科技、人才、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从国内发展要求看，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科技与教育投入快速增长。但是，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日益严峻，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迫切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校是创新人才培养汇聚的主要阵地，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推动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生力军，是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载体、世界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是国家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面对新形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科技发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质量有待提高，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作用亟待加强；人才评价与选聘机制不适应人才成长的规律，创新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急功近利、学术浮躁的倾向比较严重，崇尚真理的创新文化氛围有待形成；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滞后，科技资源分散、低效现象仍较为普遍。
二、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
（一）总体思路。
“十二五”高校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科教结合为主线，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推进协同创新为战略选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着力提升关键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着力提升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着力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能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高校科技工作要突出以下五个基本要求：
——坚持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作为本质要求。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支撑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形成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新机制。
——坚持把推进协同创新作为战略选择。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深度合作，促进资源共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坚持把加强原始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坚定不移地把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作为高校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确立基础研究在高校科技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坚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根本保障。充分发挥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青年骨干人才队伍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着力构建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坚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强大动力。以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着力点，破解长期困扰高校科技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全面激发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
（二）发展目标。
“十二五”高校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科技综合实力、原始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显著增强，高校创新体系基本建成，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一批协同创新平台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鼓励自由探索结合起来，营造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环境；一批重点建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和扩大开放的桥头堡。
——关键共性技术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开发一批重大技术装备；一批创新平台成为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强大支撑。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汇聚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稳定模式，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造就和汇聚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模式和机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科技人员评价机制和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取得实效，知识和技术转化、转移、扩散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创新基地建设迈上新台阶。重点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对相关产业有显著支撑和引领作用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高层次国际合作联合研发基地、高水平战略研究基地和不同形式协同创新平台。
（三）战略重点。
——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依托高校优势学科，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力争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显著提升高校科技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以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带动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科技人员评聘机制、知识和技术转移转化机制、科研与教学结合机制的系统改革，进一步释放高校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
——以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高校已有基础，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
——以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服务区域和产业发展体系、科技管理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快构建高校创新体系。
三、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一）显著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进一步强化高校的基础研究主体地位和在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在基础科学、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制造与工程、综合交叉等重点研究领域和优先方向，超前部署若干重大科学问题研究，集中优势力量，突破一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向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支持和引导科学家将自由探索自觉聚焦于国家战略，着力支持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人才和创新团队，显著增强我国在世界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组织部署若干冲击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础研究基地建设试点，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学科。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全面推动学科均衡发展。大力开展跨学科、面向未来的科学研究，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二）大力加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
聚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根据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完善高校技术集成创新和中试能力，大幅提升承担和完成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能力。
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支持高校积极参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组织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装备，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力发展民生科技，促进科技对改善民生的支撑作用。重点推进全民健康、安全应急、重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推动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三）着力培育战略咨询研究能力。
发挥高校高层次人才密集的优势，有组织地开展政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以高校现有的高水平研究机构为基础，培育一批面向国家和国际重大战略问题的国家级智库。培育、鼓励行业特色院校组建行业、产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形成支撑行业、产业、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网络。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区域发展需要，培育一批面向区域发展需要的特色政策咨询机构。
（四）继续强化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以项目研究、人才派出和引进、基地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联合研发基地，探索建立国际合作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的管理与评估机制。推动高校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参与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粮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支持优秀科学家到国际组织、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任职。鼓励高校举办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培育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期刊。以科技合作交流为纽带，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四、深入推进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一）全面推进协同创新。
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促进核心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和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大幅提升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以体制机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重点突破制约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障碍，打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打破封闭、分散、低效的格局。通过科研组织模式、人事管理制度、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养机制、资源配置方式、国际合作方式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系统的改革创新，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的活力，在构建新机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优势。
（二）深化科技人才评价聘用机制改革。
建立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积极探索适合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科研评价体系和激励方式。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效果的单纯量化考核评价方式，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改变科研评价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建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人才的评价体系，明确评价的指标和要素。探索国际同行评价。发挥科技奖励引导和激励作用。
探索建立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人员聘用机制。探索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科技人员的流动合作机制。支持高校依托重大课题、重点任务，自主设立科研岗位。鼓励和引导高校将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的绩效（如农技推广）纳入职称评聘的条件。按照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改革，完善科技人员薪酬分配体系，推动高校关键科研岗位年薪制试点。
（三）不断完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
深化对高校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认识，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大力推进最新知识和技术向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的及时转化，提高各类高校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服务教育教学的水平。鼓励高校立足以人才为载体的特色和优势，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咨询建议，为政府、产业和社会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建立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技术转移机制，健全技术转移体系，推进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高校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多种形式的技术转移平台。推动制定和完善引导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从源头上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推动以市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活动。
（四）推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统筹高校科技资源配置、科技计划组织实施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与相关部委统筹配置科技资源的协调机制，加强科技计划的系统部署与衔接。强化以优势和特色学科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支持高校特色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稳定性支持力度，逐步形成竞争性项目和稳定支持有机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善政策措施，推进高校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仪器设备、科技文献、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建立高校与科研院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机制。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评价，提高科研经费管理水平。
五、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和创新文化建设
（一）加强和优化科技人才队伍。
落实人才规划纲要，积极参与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一批科学家工作室。加快支持和培养一批青年创新拔尖人才和学术骨干，对35岁以下优秀青年人才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给予倾斜支持。积极引进和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着力扩大本国人才的国际影响力。重视科技管理、科技服务和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二）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融合。
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完善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建立寓教于研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鼓励高校用科研需求牵引学科发展方向。支持高校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为依托带动人才培养。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促进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推行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鼓励和支持高水平科研人员为本科生授课、承担人才培养任务。鼓励和支持教师将最新科研进展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创新课程与教材持续更新机制。进一步完善博士后工作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
（三）积极培育创新文化。
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积极培育有利于创新人才建功立业的文化环境。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倡导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提倡理性批判，尊重个性，营造科学民主、学术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
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查处警示，构建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强化高校的主体责任，落实高校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专家机构和办事机构，做到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三落实、三公开。建立学术规范教育制度，为本科生开设科学伦理讲座，在研究生中进行学术规范宣讲教育，对新入职教师进行科研诚信教育，把科学道德教育纳入教师岗位培训范畴和职业培训体系，形成弘扬优良学风的长效机制。强化科研过程管理，强化全方位监督和约束，规范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程序，加大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
（五）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动员高校科技力量积极参与科普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提升全民科学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院士科普行、博士科普行、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科普活动周等活动。发挥高校科协和学生团体在科普中的推动作用。继续支持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科普中的作用。推动高校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科技设施向公众开放。建立健全高校面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有效制度，把丰富的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
六、加快建设高校创新体系
（一）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研发体系建设。
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以源头创新为核心，由高水平大学、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团队组成的相互贯通、有效互动的有机整体。
继续实施“985工程”、“211工程”， 组织部署若干冲击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础研究基地建设试点，加快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
推动建设一批学科综合的高水平研究院和国家实验室，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培育和建设，形成一批知识创新骨干基地。提升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水平，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布局。引导和鼓励高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建设一批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联合研究基地。
在若干战略性领域，建设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重大平台。继续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加强现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各类技术创新基地条件改造和优势互补。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
加强科学家工作室培育和建设，积极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继续实施教育部创新团队建设计划，形成一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二）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为特征，以学科、学科创新集群、创新平台、产学研合作基地等为载体，实现科学研究有力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稳定体系。
建立健全以学科为纽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深度结合机制。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继续实施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建新学科。
加快学科创新集群建设，积极推动具有不同属性的较大跨度学科之间的聚合。将学科创新集群作为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结合的重要纽带和载体。
依托创新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继续推动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建设，促进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搭建数字化教育科研公共服务平台，提高服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三）服务行业产业与区域发展体系建设。
服务行业产业与区域发展体系是以多元化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模式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系。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机制。引导和支持高校建设和培育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发挥大学科技园、各类技术转移机构等组织对促进高校技术成果转移、促进行业产业发展的作用。加强高校科技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促进校区、园区和社区联动发展和一体化建设。鼓励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联合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校地合作平台，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主导产业和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加快推进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平台基础性科技资源的共享，建设一批行业产业和区域共享的公共信息平台。
（四）科技管理体系建设。
科技管理体系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科技的机构、学校科技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构成的系统。
加强科技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强宏观战略和政策研究，科学规划，前瞻布局。完善科技管理部门职能，创新管理方法，鼓励探索科研院、国防院等新型管理模式，形成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重大前沿问题的科研组织管理能力。
加强科技管理队伍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培训，进一步提高科技管理人员战略研究、项目策划、组织协调能力，增强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加强科研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科研管理数据库和信息沟通平台，加强各级各类科技政策、计划和资源的统筹衔接。
七、高校创新计划
（一）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按照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部署，积极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任务。以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载体，推动协同创新，探索和完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途径与机制。积极组织高校承担“973”计划、“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推动高校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高项目实施效果。
（二）部署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推动高校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开展协同创新。重点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作出实质性贡献。在服务国家科学发展重大需求的过程中，形成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
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根本任务。组织高校依托优势学科和学科集群，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行业产业、区域发展以及文化传承创新重大需求的四种协同创新模式，大力推进校校、校所、校企、校地以及与国际优势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建立一批协同创新的重大平台，逐步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行业产业核心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在建立协同创新机制的同时推进科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努力促进高校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聚集和培养能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能力、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同步提升。
以统筹部署、全面推进为根本要求。既要推进高校和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也要推动高校内部科研资源的共享，推动院系、专业、学科之间的开放融合。在国家协同创新计划的引导下，建立省、市、学校等不同层面引导和支持协同创新的方式。通过组织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协同创新项目的引导和聚集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现有的各类资源和条件，形成多元化的投入和支持机制。
（三）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和建设。
围绕国家需求，有效挖掘、整合高校优势力量，前瞻性地开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工作。瞄准《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重点从能源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与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空间和天文科学、粒子物理和核物理以及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加强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培育，新增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加快建立形成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组织管理体系，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培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相关工作。
（四）实施重点科技项目。
完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布局，转变发展定位。建设一批战略研究基地。完善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领域布局，规范管理和运行。加强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继续实施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重大）项目计划、高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协同实施“装备预研支撑技术”项目计划。建立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稳定支持机制。 继续实施“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五）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试点。
围绕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重点组织部署五类改革试点。
基础研究特区建设试点。组织部署若干冲击世界一流水平、一批达到国内一流世界知名水平的基础研究基地建设试点。汇聚培养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和优秀创新团队，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力争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高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大团队协同创新试点。依托高校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优势学科，组织实施一批大团队协同创新试点。培养一批对相关产业技术体系和技术发展路径了解透彻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形成一套跨学科跨领域组织实施大项目的管理体制和办法，建成一批高水平技术研发基地。
区域创新模式试点。支持引导高校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支持研究型大学在高新开发区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农林类大学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形成比较完善的高校技术转移体系，增强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能力。
国际合作联合基地试点。支持高校依托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与国际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合作建设一批联合研发基地。设立开放基金，组织一批面向国际的重大项目。推动一批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成为高水平的国际化平台，大幅提高高校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试点。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互聘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承担国家项目方面探索经验、形成模式，形成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和高水平的科学家队伍，有效整合资源，完善科教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
八、保障措施
（一）增加并优化科技投入。
争取多渠道、多形式增加高校科技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科技投入总经费的比重。加大对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完善基本科研业务费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持力度。鼓励高校采取多种方式对自由探索、专利申请、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进行引导和支持。
（二）加快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与资源共享。
加大高校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和文献资料面向企业和社会开放。推动“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平台向普通高校和社会开放。加强实验技术和共享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把开放共享服务纳入高校科技绩效评价考核范围。采取稳定支持或后补助等有效措施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教育信息化对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支撑。
（三）引导高校科技工作特色发展。
进一步强化对高校科技工作的分类指导，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支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加强以质量和特色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形成特色研究方向，牵引学科发展，支撑学科建设，构建优势学科平台，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形成新优势。
（四）加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地方高校是人才培养和服务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整体规划，分类指导，以扶需、扶特为原则，通过建设体现区域特色优势的创新平台和基地，培养和汇聚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积极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鼓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本地区各类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多方面争取对高校的支持。地方高校应制订计划，出台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努力实现学校的快速发展。
（五）提升科技管理与服务水平。
建立科学规范、开放合作、运行高效的现代科技管理模式。加强科研工作的规划及发展战略研究。加强科研工作的过程管理，提高统筹、调控、协调能力。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特点的科技管理队伍职业发展、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管理人员培训保障机制。加强科技管理队伍能力建设，逐步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管理队伍。
关于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
于颖
内容摘要：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个独特法律问题，与一般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突着各国法律的威严。因此，研究法律规避问题的构成要件和效力问题，从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也显得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Evasion of the law take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 unique legal matter，dodges legal with the common litigant the behavior to hav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The evasion of the law phenomenon usually occurs that seriously conflicts the various countries' law dignity. Therefore, we should research evasion of the law question constitution important document and potency question. Thus the prom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 trading contact normal development have the theory valueness and the practice significance.
关键字： 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的认定 法律规避的效力
Keyword: evasion of the law cognizance the evasion of law the effect of evasion of law
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指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有意识地变更法院地国冲突规范连接点所涵盖的具体事实，并以变更后的具体事实为媒介而间接取得对另一国法律的适用，避开原本应适用的强制性和禁止性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的一种规范层面的选法行为或逃法行为。自1878年法国法院审理的鲍富莱蒙案以来，法律规避便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引起了国际私法学者的广泛注意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随着现代国际民商事的交往日益增多，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存在于亲属法、婚姻法，契约法领域，而且几乎渗透到国际私法的各个领域，诸如公司法、运输法、保险法等。
基于对鲍富莱蒙案的研究，关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在理论界存在着 “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等其他不同的争议。其中“三要素说”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1）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2）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3）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点的手段实现的。[1] 而“四要素说”认为 （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通过故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2] 主张“六要素说”则认为以下六个要件：（1）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2）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3）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4）法律规避必须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5）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6）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3]
从上述主张中，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法律规避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法律规避的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一构成要件被法国学者视为 “法律规避的特有因素”，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的首要标志。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方式通常都是利用冲突规范通过改变连结点来实现的。当事人制造连结因素的方式具体来讲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直接制造构成连结因素与具体的事实状况，以逃避对其不利的准据而法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在实践中，法律规避行为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的。当事人直接制造连结点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改变客观事实状况，如改变住所所在地、行为地等；其二是改变法律事实状况，如改变国籍。第二种途径是间接制造连结因素的具体事实状况，即当事人通过直接改变构成法院地冲突规范范围（亦称连结对象）的具体事实状况，经识别过程得以逃脱本应适用的冲突规范，而使指定对其有利的法律的冲突规范得以适用。至于客观结果，学者大都认为应具有既遂性，因为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其所希望的某个实体法才能得以适用，对其不利的准据法才能得以排除，其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四要素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法律规避问题的认定与理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连结点的改变有时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判断其是否为法律规避行为，就引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法律规避的认定问题。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 “对当事人的内心意识的侵入”，而法律只涉及其外部行为，关于意图是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的。这就会使法官作出不可接受的专断结论。
在对于规避问题的界定上，首先应从法律规避的定义方面给予特殊的与以往的法律规避界定稍有差异的，正如以下几点值得强调：（1）从规范层面看，法律规避本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正当的利用法律的行为，是一种非制度性行为。（2）当事人法律规避时必然同时存在利用冲突法规范和避开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的双重性，因为法律规避是通过借助连接点的媒介作用而实现规避本应适用的准据法。另外这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范围不限于传统学说从国内法角度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且还包括强制性程序性规范。（3）连接点是一个具有涵盖性的抽象的法律因素，它是由众多的具体法律事实因素构成的，而法律层面的连接点本身并非当事人所能变更得事实因素。（4）当事人法律规避行为，除了规避本国强行法认为无效成为普遍做法，在实质层面通常是一种法律效力待定的行为，例如规避外国法律的行为。因为法律规避是规范意义的形式合法行为，它置于当事人自主选法优先适用和法律禁止性规定优先适用的矛盾之中。即法律对其体系中的任意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效力何者优先问题，其效力的正当性在于两国间的冲突法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何者优先适用问题，在于涉外民事领域法律规避受到不同国家对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不同认定标准的判定。因为各国对其利益在法律规范上的表述存在着差异，比如A国将某利益规制于强行性规范而B国却将其规制于任意性规范，所以从A国的角度来将尽管当事人利用的是B国的任意性规范那也是为A国所不能接受的。但若两国在这一利益的规制上立法一致，则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是确定的。
研究法律规避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去全面地把握，力求先从普适性方面整理出它的概念和要件，才能进一步就某领域内的法律规避问题作出更具体的分析研究。而且，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规避有时也确实发生在区际（如美国的州与州、我国的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人际（如不同的宗教地区和信徒之间）的法律抵触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归纳、总结、研究。例如，按照美国国际私法，婚姻的实质成立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若居住在密歇根州的表兄妹要结婚，故意避开本州不准表兄妹结婚的规定而到允许其结婚的肯塔基州结婚，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又如，在叙利亚，人的身分能力适用其所属宗教法，于是，一个基督教徒受到应给付其妻赡养费的判决后，即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夫无须赡养其妻，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
基于理论与实践，有学者认为以下五种情形不能视为法律规避：（1）当事人改变了国籍，但他在新的国籍所属国连续居住，且该国籍正是当事人长期期望取得的；（2）某当事人错误地规避了不存在的某项实体规范的适用，这种行为可以不视为法律规避；（3）当事人改变连结点时，错误地选择了一个连结点；（4）当事人拟改变或创设一个新的连结点，但事实上他未成功；（5）如果某法人在特定国家有一个“有效的住所”，不论其选择此住所的用意如何，不能将此项选择视为法律规避。[4]虽然这几种情形并不全面，但在司法实践中易于付诸实施，可以帮助法官更好的把握法律规避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正确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在立法上是值得借鉴的。
法律规避的效力界定
一 主要学说： 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一）法律规避无效论
欧洲大陆学者大多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所希望援用的法律的适用，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法国学者巴丹和巴迪福认为，规避法律的行为损害了冲突规范及其指定的准据法的威信，本质上是一种欺诈行为，只要不存在其它相反的解释，就不应该承认其效力。[5]
法国的尼波叶(Niboyet)等人认为，法律如果被人以欺诈的方法窃用，应该予以惩罚；对利用国际私法的适用法规造成与立法目的相反的效果，不能予以承认，这样做将使人不作非法之想。巴迪福（Batiffol）进一步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无效，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6]
（二）法律规避有效论
德国的韦希特尔（Waechter）和法国的魏斯(Weiss)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则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7]
根据英美国家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规避行为并不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被认为是一种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这些国家从尊重个人自由原则出发，认为当事人规避构成连结点具体事实的行为并不违背冲突规范的原意，既然冲突规范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法律的可能，那么当事人通过创造事实条件使冲突规范指向其希望适用的法律，就不应该归咎于当事人，如果要防止冲突规范被人利用，就应该由立法者在冲突规范中有所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不利于保护国际民商事交易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使国际民商事交往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感。[8]如果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那么确定法律规避行为是否存在就成为国际民商事交往是否有效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场交易很可能因一方不能预知的另一方的法律规避行为而被判决无效。
“法律规避有效说” 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
（三）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
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又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无效，规避外国法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当然无效，但对规避外国法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当事人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反常的规定，规避行为有效。第二种观点也是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但我国有的学者对该理论提出了反对，指出“该理论一方面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具有实质上的违法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法律规避有可能是有效的,尤其是在规避外国的法律时有可能是有效的。这明显违背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隐示,欺诈的道德和法律属性应随欺诈的对象而发生变化,这显然是一种敌对思维,而不是合作思维,它包涵着一种对外国法的歧视态度。”
立法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法律通常规定规避本国法的行为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效力持回避态度。支持“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我国采取的主要就是这种观点，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13条规定：“当事人故意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定的，不得适用当事人企图适用的法律。”
二 法律规避的效力认定
因为法律规避涉及规避主体、规避行为、规避客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所以，不管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力。而不应该只是泛泛的根据是有效还是无效的笼统确定。
一、 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其正当利益能够实现
这涉及到所谓的良法恶法说。当然，判定是否良法，要受到不同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样肯定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各国间包括文化层面交流的日益增多，判定良法恶法的标准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底线，如平等、人权、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观念[9]。按这种现代的观念看，世界上确实存在过恶法，而且现在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能说是良法的法，如过去法西斯德国的法、南非种族隔离法、法国和意大利曾经存在的不准离婚的法、有些国家禁止有色人种与白种人通婚的规定等。现在的问题是，在此类法域内的法院是否可以根据上述理由不适用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其实，就法律规避而言，当事人都是利用了双边冲突规范的指引。既然国家制定了这种作为本国整体法律一部分的冲突规范，从而被当事人所利用，这是国家制定这种冲突规范时所应想到的，而且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让居民利用的，不能说这种利用违反了制定国的法律。至于当事人最终规避了制定国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使对自己有利的准据法得以适用，这正是冲突规范指引的结果。所以，制定国的法院以此认定和裁判，不能说没有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若以当事人规避制定国实体法为由认定规避行为无效，那么，制定国的冲突规范本身是不是还要适用？还是不是法？这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
一般地说，学者、立法及司法实践都反对“客观归罪”，体现在法律规避上，判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有效，也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判定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要看其规避当时是否想要摆脱良法善俗的规制并对其想要规避的法域的公共秩序产生特别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不能仅仅看其追求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而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绝不能只根据当事人的这一做法而否定法律规避的有效性。
当然，作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追求对己有利的法律适用，一般地说，会对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或损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事情不能两全其美。一方面要看对方的利益是否合法而不合乎现代社会共通的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还要看当事人当时在合法而不道德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痛苦、不幸、损害和牺牲。
三、 当事人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
这一点也要从所规避的法是否良法和现代社会一般的道德来判定，另外，还要考虑到当时当事人事由的紧迫程度[10]。比如，当事人在当时的法域里，因为不能够合法地离婚而致精神病、自杀或面临终生不幸和痛苦，因为投资等方面面临急迫的巨大损失的危险，而所在法域的法律不能很好地给他以适当及时的救济，这时，他被迫选择规避这个法域的法律适用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和值得同情的。假若其所在法域的情况正好相反，则他肯定不会选择这种费时费事的规避行为。所以，当事人规避事由的正当性是与其所规避法域的法律的不正当性紧密相连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四、 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我们不能说，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对的。从法律及其体系的历史看，都有一个渐进有时甚至是暴发式的进步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国家，法律进步的情况有的快有的慢，千差万别，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些国家因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保留了较多的落后成分。这些法律成分，之所以说它落后，是因为它们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因而也是不正当的。这种情况在转型期的国家和社会里也比较多见。所以，既然法律有不正当的法律，则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就有可能是正当的，而法律有内国法和外国法之分，则当事人规避内国法也就有正当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