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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实施《黑龙江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办法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民族工作，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根据《黑龙江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民族工作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第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应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各少数民族都有保持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各级国家机关在处理城市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和民族工作部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四条 各级民族事务部门是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区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民族工作机构或配备专职民族工作干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所在镇和企事业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民族工作人员。
第五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协助干部管理部门做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向干部管理部门推荐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干部管理部门应注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市、区民族工作部门要会同干部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高
工作。
第六条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吸收录用干部和招收工人时，对少数民族人员应放宽吸收录用和招收的条件，并写入招生简章。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吸收录用和招收干部、工人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少数民族人员。
第七条 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城市少数民族经济和各项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少数民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一）计划、物资部门在分配紧缺物资指标时要适当照顾少数民族企业。凡是省安排的计划内物资应保障供应。
（二）各级金融部门在可能情况下对少数民族企业贷款要优先安排。
（三）税务部门对纳税有困难的少数民族企业，依照有关政策给予减免税照顾。
（四）粮食部门应按政策对少数民族食品加工厂和少数民族饭店所需的粮食、食油优先做好供应服务工作。
第八条 少数民族企业由行业主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共同认定，统一制发标牌。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国营、集体企业可认定为少数民族企业：
（一）历史上以生产或经营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为主的；
（二）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三）少数民族兴办并且少数民族职工占三分之一以上的。
第九条 申报新建少数民族企业，凭民族工作部门签发的认定文件，经计划部门批准，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工商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企业的注册资金额度、经营场地和规模可从宽掌握。对新建少数民族企业所需物资和资金，有关部门应优先纳入计划并保证供应。有关部门对
经论证经济效益较好的少数民族企业新上项目，应优先批准实施。少数民族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需要鉴证时，工商管理部门应免收鉴证费。
少数民族企业实行承包、租赁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少数民族职工。其经营者不得随意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向。
第十条 市、区政府在编制年度财政预算时，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额的少数民族事业特需费，由民族工作部门掌握使用，用于市区少数民族经济、教育、文化及少数民族学会、联谊会和社会福利事业的特殊需要。在使用此项经费时，由民族工作部门提出使用意见，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
意后执行。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有条件的少数民族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资金不足时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
第十二条 国营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应积极从技术和物资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经济，并根据需要和可能派出技术人员定点指导。
第十三条 市政府有关部门，对所辖县、区少数民族人员进入本市市区兴办企业和进行合法经营活动的，在审批营业执照，选择生产、经营场地和电力供应等方面，应给予支持。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清真饮食品的国营、集体和个体经营单位负责人，一般应由具有传统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担任。所有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都必须严格按照少数民族习惯进行生产和经营。在其主要生产岗位上，要有具有传统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五条 对进入市场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及个体户，市场管理部门要提供便利条件，划定摊位并要求其设立清真标志，禁止同非清真食品混同售货。对进入集市经营的少数民族人员，可凭所在地民族工作部门的证明，在摊位安排、执照办理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第十六条 在对旧房进行改造和小区建设时，对少数民族人员的动迁和回迁应给予优先安排，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解决少数民族聚居的棚户区的改造问题。
第十七条 市区内少数民族职工家属申请农转非的，在符合政策的条件下，应优先照顾。
第十八条 具有清真饮食习惯职工的单位的食堂，有条件的应单独设清真灶。
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在办好民族中学、小学的基础上，应重视城市少数民族子女的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工作。对少数民族教职工配偶调入市区的，有关部门应予以从宽掌握。
第二十条 市区内的少数民族参加本市技工学校招生考试，应降低分数段录取。对于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考试时可增加一定分数计入总成绩。
市、区所辖中小学校在招生时，应降低分数段招收省规定照顾的少数民族的考生。
考生的民族成份由考生所在学校证明，由民族工作部门审核。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不准挪用民族教育补助费。不得用民族教育补助费代替正常教育经费。
第二十二条 市、区少数民族庆祝（纪念）尔代节、那达幕、敖包会、“四·一八”怀亲节等重大传统节日所需经费及场所，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给予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职工参加节日活动，应按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第二十三条 各级新闻部门应增加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宣传报道。
第二十四条 对民族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经各级民族事务主管部门提出建议，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民族政策，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破坏民族团结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991年10月1日
　　公元1956年，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市。近海附近的很多渔民突发怪病，患病者的惨状与哀鸣遍及水俣市。受害的儿童出现严重的脑炎症状，患病的成人则出现脑肿瘤、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甚至有患者精神发狂而死亡。患者即使住院治疗保住性命，也会留下知觉异常的神经障碍、听力减退、语言障碍等后遗症。事件伊始，患者因疫学知识与法律意识欠缺，唯有承受重症带来的惨痛。直至1959年，熊本大学医学系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机水银中毒”的原因上，谨慎调查后推断:水俣市的“日本氮素工厂”往近海排放有机水银废液是造成渔民惨状的元凶。不过现实却较残酷，家庭已近崩溃的受害者亲属的抗议所遭遇的不过是氮素工厂与市议会的冷眼，在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下，水俣市政府、行业协会、议员均站在氮素公司一边。1959年12月，在舆论压力下，水俣病事件以所谓的“和解”暂告一段落。患病5年以上的生存者被迫接受每人50万日元的“慰问金”(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左右)，并书面保证今后再不得提起新的赔偿要求。在水俣病诉讼成功之前，患者们的哀鸣声被优先发展经济的欲求所淹没。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飞快跃进的车轮声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业以政治献金方式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公害诉讼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现实背景，面对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渔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厂、昭和石油等大企业俨然“大佬”自居，反而讽刺、诬陷患者不过是“想从公司骗钱”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见因有机水银污染而死亡的鱼类，巨大的工厂群里不停地喷出煤烟，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有毒的亚硫酸，矿业公司则为追求利润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属镉……这一切也与日本上世纪的“经济奇迹”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俣病患者日复一日的疾病惨状，另一面却是污染企业的逍遥法外与“大事化小”的现实。

依照传统的日本民事诉讼举证立法，法院奉行“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规则，水俣病患者除了要证明水俣病症状之外，还必须证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排污企业与水俣病之间有确实的因果关系。“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为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于1900年所首创，但至水俣病诉讼时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将该规则适用于因重金属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显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创设新理论、新判例之前，“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问题成为公害诉讼中原告方及其律师难以逾越的高墙。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数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维，即通过“盖然性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倒置”来审理水俣病诉讼，成为“乌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权法上原本就有“过错推定”的规则，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企业排放重金属事实是否与原告水俣病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知证据进行“过错推定”不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证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就有“盖然性证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与判例，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的日本在诉讼证明中引入盖然性证明理论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患者全面胜诉。审判长宫崎启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判决中引用与发展了盖然性证明理论，即“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因果关系。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的水俣病对人体、生物的损害，却有如隔岸观火，对于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化合物的产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处理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排到内河与近海，构成过失”。司法前进的巨轮为最高法院及各种进步团体所推动，公害诉讼最终以原告的彻底胜诉终结，法院除判决要求企业向原告公开道歉、停止侵权外，每名因重金属污染而致死、致残的原告获得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赔偿。

水俣病事件的诉讼结果当时为全球所瞩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俣病的惨状与患者的哀鸣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法院在关键时刻“顺应时势”合理运用、解释法律保护弱势的患者群体，恪守了司法正义的底限。法官所创设的“盖然性证明”判例也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民事诉讼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权诉讼中通过适度降低弱势原告的证明责任，同时也实现诉讼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体值得称颂的贡献。

水俣病的判决精神也影响到日本的刑事诉讼，当下的日本在学说与制度上均肯定“疫学的因果关系”标准。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能够举证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污染企业应当被追究罪责。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而只需根据疫学原理及统计学方法证明公害污染与患病之间达到较高的“盖然性优势”即可。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科学学说证明，自然科学实验要求严格的实验条件、实验程序及实验数据，科学学说的证明需达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方能为科技界所公认。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诉讼证明却无必要达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二战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新宪法之嫡子”，检察官与法官必须拥有新时代的人权意识方能为国民所称颂。在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副产品重金属污染案件问题上，日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证明为“自由心证”，赋予新时代的检察官、法官新课题与新权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检察官、法官必须是一根根孤独生长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盘根错节，牢牢地守卫着山河。检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样坚韧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样创设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追诉、惩治公害犯罪中创设新的证明理论，表现出竹子似的品格与司法操守。

时下的中国大陆，“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价，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业的所谓“慰问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应(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当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经显现无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惨状、穷困潦倒及家庭的支离破碎，另一面却是经济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上显现出的过度宽容，上述日本水俣病诉讼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为时下的中国大陆司法界所借鉴。

(作者为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